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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我们都来做父亲(4)

小说: 给钥匙系上红流苏      作者:秦轮

那篇专访我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才读到的,那时候夏欢早已经赶在春运高峰到来之前离开了南昌,回到北京过她应该过的正常的生活去了。因为报纸的连续报道和记者专访在本地市民中引发的有关夏欢的讨论、思考也已平息多时,许多人家里的那几张与夏欢有关的报纸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向东的家里是一个例外。向东多次跟我说过,他那个喜欢玩报纸的儿子总是这样,在你想看的时候,他会让你怎么也找不到,但是事过境迁,他却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将一张过时的报纸翻出来送到你的面前。正是因为向东儿子的这个癖好,让我补看到了那篇专访。在那篇专访中,记者用了太多的诸如“妙趣横生”、“多才多艺”、“见多识广”之类的词汇来夸奖小夏欢。记者写到道:小夏欢一见记者,就很有分寸地叫叔叔阿姨,记者问她对火车晚点是否担心,她竟见多识广地说:“中国的火车经常晚点。”尤其令记者称奇的是她面对生人的落落大方以及不时从她嘴里嘣出来的大道理。记者问她:“都说出名要趁早,你现在是大大地早了,你不认为今后自己有太大的压力吗?”夏欢字斟句酌地说:“如果没有媒体帮助,就没有人知道我,我要谢谢记者叔叔阿姨,我不觉得出名对我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今后发展机会会多一点。”夏欢还说出一番令记者欣赏的话:“我不希望小朋友盲目仿效我的行为,因为这种远行只适用于少数人,小朋友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法。”夏欢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有规有矩,而她非常到位的回答更令记者惊讶。她强调自己是“远行”不是“旅行”,旅行是游山玩水,而无人照料的远行可以最大限度地锻炼自己,因为“你常常得面对突发情况”。

在这番颇具感染力的描绘之外,记者还配发了一张夏欢被一群同样大小的孩子围着签名的照片,照片上的夏欢沉着镇静神采飞扬,俨然一个走穴的明星。令我不解的是,记者如此浓墨重彩面面俱到,却对洗衣服的那段问话只字未提。

妻子很偶然地在音乐书店里买到一套《怎样弹好钢琴名曲》的VCD,上面有40首抒情名曲的弹奏指导,妻子如获至宝,把电视机和影碟机都搬到钢琴旁边,从此就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空闲就让女儿边看电视边在钢琴上演练。她则在一旁煞有介事地督促:“投入一点,手指放松,对对,放松。”妻子和我一样,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是仗着女儿学琴的时候,每次都是她陪着去的,在老师家里听了点皮毛,现在就敢大模大样地来教女儿,实在可笑。

我这个做父亲的对女儿学琴的事很少过问,自然也不好打击妻子的积极性,但是看妻子自以为是地瞎教,总觉得不妥,有时实在看过不去,就会委婉地说上妻子一两句。

“弹钢琴又不是弹棉花——就是弹棉花也有个师傅——女儿要学琴,也应该请一个老师,正正规规地学。”

妻子说:“我还不知道要请老师?我说过不请老师了吗?可现在家里这种样子,怎么请法?要请也得等钢琴搬过去了以后,在上海请,现在这段时间只好先让她熟悉熟悉。”

我说:“像你这么个外行来教她熟悉,只怕会越教越远,还不如不练,免得教坏了习惯,将来有钱请老师人家老师都不肯来教。”

妻子说:“我再怎么外行,总比你强!就算我外行,人家VCD里面的专家也是外行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钢琴是在这边卖掉还是往上海搬,都得提前联系,你就是不动,自己漠不关心,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你也不摸着心口自问一下:你这个父亲称职吗?盈盈,不理他,我们接着练。”

挨了妻子的抢白,是我自找讨没趣,怨不得别人,但是说到钢琴我却是颇有些冤情。我虽然对搬琴的事不甚热心,但还是去几家琴行问过,人家说我们这个牌子的钢琴不是热点,现在走势不好,再说也没人要买旧的,除非你愿意割肉。琴行的人大概是个股民,说起话来满口的股市用语。我说,我急于要处理,割肉就割肉吧。那人这才答应帮着打听打听,并让我留个电话,说有要的就跟我联系。只是至今还没回音,看来是还没找到买主。我也就没告诉妻子这些过程,不料这也为妻子留下了口实。

钢琴声又一次响起来,不知是由于刚才我们的谈话搅乱了女儿的心绪还是女儿根本就不熟,这再次响起的琴声比起先前越发地没有章法,还老是掉音,但女儿还是一遍接一遍地弹下去。我听得难受就直替女儿觉得委屈,想女儿有这工夫干点什么不好,这样学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习惯。又无奈地想,反正也没指望女儿在钢琴上能学出什么名堂来,习惯坏了就坏了吧。

再反过来想想,妻子也不容易,只是她一定不会意识到,她的执着与严厉反倒有可能会毁了女儿(否则打死她她也不会那么干),撇开实际效果不说(仅仅是学琴方面),至少妻子的精神是可嘉的。相比之下,我就逊色多了。

有时我自己也会自问:你这个父亲称职吗?

钢琴的事就不说啦,对女儿的学习我也是漠不关心。一年到头难得去翻看一次女儿的书包,更不要说像妻子那样乐此不疲;也不会像妻子那样因为女儿的考试或测验的成绩多几分少几分而锱铢必较。平时女儿做作业,我也总是躲得远远的,不到她来问,我很少主动过去辅导。说实在的,随着女儿课程进度的不断加深,我也越来越难以胜任对她的辅导。而对于能够辅导一点的语文写作,我会说,首先你得多说话,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之间有什么事,回来都可以跟爸爸妈妈说说,平时连话都没什么说的,怎么能有东西写呢?或者以什么“多读书、多思考、多练习”这样的话来敷衍女儿,难怪妻子要说我做得是“干爸爸”。当然我也有我所在意的方面,我在意的是女儿在天气骤变的时候是不是会着凉,睡眠是不是充分,营养是不是全面。在学校里是不是乐于跟同学交往,心理是不是健康。我最忧心的是女儿的性格过于内向,将来难以融入社会。我希望女儿热情、开朗、乐观、大方。所以闲暇的时候我会跟女儿一起做游戏、说笑话,甚至是瞎疯。

我也曾为自己的为父之道自鸣得意过,跟向东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得到过他的赞同。但是面对妻子的诘问,我的确是没有信心:我这个父亲还称职吗?

春节在黯然中悄然过去,女儿开学的日期日益临近,我虽然在从内心对即将开始的上海之行有着一种莫名的抵触,时时都在设想着改变的可能,但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加紧在亲友中作话别性的走动,办理在这个城市要办的各种事情。这天我又因这些事情外出,走在街上,路过一家冷冷清清的电影院时,从前面过来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买光碟。我知道这种街头兜售的光碟都是些什么货色,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兜售,但这一次的兜售者居然是两个孩子,而且几乎是在公开叫卖,我不禁暗暗地有些吃惊。我摇摇头正要急速地离开他们,却一眼瞥见其中的一个孩子消瘦的肩头顶着一颗大脑袋,我的心头一惊,不由得又放慢脚步,并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那个孩子。那颗大脑袋上戴着一顶棒球帽,令我看不出向东描述的疤痕,我只能凭想象来感觉它与我曾经见过的那颗大脑袋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我的这一凝神,被那两个小孩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显然是把我的这种神态当作了买碟意愿的流露。他们马上追了上来,围着我嚷道:“要碟吗要碟吗?”

我便问那个戴棒球帽的男孩:“你是叫大头吗?”

那男孩不回答,而是继续推销他的光碟。

我装着感兴趣的样子:“什么碟?”

两个孩子非常熟练的同声答道:“三级的顶级的都有。”

我被他们的大声吓了一跳,紧张地四处看看,真怕因此惹上麻烦。我对另外一个男孩说:“你去别处卖吧,我看看他的就行了。”

那个男孩有点失望地走了,我把戴棒球帽的男孩领到偏僻一点的地方,继续问:“你是大头吗?”他警惕地说:“你到底买不买?”我只好跟他应付:“多少钱一张?”“10元一张,放不出来图像包换。”他老练地说。我说太贵了。他从腰间掏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从里面拿去出一叠花花绿绿的光碟:“你先挑吧,买得多,可以给你便宜一点,15元两张。”我看着那些****的封皮,怕烫似的不敢去接,但又不想就此离开。就说:“你就给我挑几张三级的吧。你卖的这些蹀都是你自己的吗?”男孩倒是对封皮上的画面熟视无睹,一边飞快地翻着手里的碟片,一边说:“老板的。”“你知道你卖的这些是什么东西吗?”我忽然发现我这么问很傻,那封皮上的画面还不够触目惊心吗?于是又说,“你知道卖这种东西会被抓起来吗?若是被抓住了怎么办呢?”他不说话,继续埋头翻着那一叠碟片,“三级的我这里只有四张,你要多少?不够那边还有。”说着就回头去找他的同伴。我连忙说:“够了够了,就要这四张吧。”我给了他一张50元的钞票,在等他找钱的当口我又问了一些他比较能够接受的问题:“你卖一张这样的光碟,老板给你多少钱呢?”“那要看卖多少钱一张喽。”“就按你说的卖15元两张。”“15元两张呀,卖出去两张能吃上一份盒饭。”“那要是一张都卖不出去呢?”“我这不是卖出去了吗?”他在几个口袋里翻了一阵,说,“我没有钱找你,你再挑两张碟吧。”说着他又要再给我两张碟。我说:“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你再找找看有没有零钱,实在找不出就不要你找了。”他只找出8元零钱给我,我接过钱想了想,又将那点零钱给了他,并抓住最后的时间问道:“你的父亲是不是叫小马?”他收好钱,又将剩下的那叠光盘塞进裤腰里,他说:“我没有父亲。”说完就去找下一个顾客去了。我沉重地在街上走着,路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将手里的那几张光碟随手扔了进去。

倒不是我有多么圣洁,家里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作为父亲,我不能将这种东西带到家里去。十我问女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奶奶带你的情景吗?不记得了。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女儿反问:那你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当然记得啦。我说。这些日子我又一夜一夜的失眠,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母亲那张迅速苍老的脸和她那萎缩的左手,还有小时候她背着我去医院看病的情景。那时候父亲经常出差,而我却总是选择在这个时候生病。母亲把我背到医院,将我在一张长椅上放下,我歪靠在长椅上,看着母亲去挂号、划价、取药……在数不清的队伍里穿行。每结束一个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排队过程,母亲都要来到我的身边,试一试我的前额,或者抚慰我几句,然后擦一下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又走向另一支长长的队伍。

盈盈,爸爸来问你,你说上海好还是南昌好?女儿听出了我这问话里面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好跟我发生冲突,就说了一个中庸的答案:“都好。”

如果爸爸将你再转回南昌来上学,你说好吗?

女儿这回睁着惊奇的眼睛问:“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奶奶的病吗?因为爸爸要尽孝吗?我很想跟女儿说说这些,但终于还是知难而退。“不为什么,爸爸随便问问。”我掩饰说,“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年也过完了,要收收心,抓紧把作业做完,计划要看的课外书也要抓紧看完,不然开了学又没时间看了。”

女儿这里说不明白,我便转而去对妻子说,我说我想去几个学校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把女儿再转回来。妻子起初不吱声,尽管她知道我真有这个想法,并不是说着玩玩。我把试图把女儿转回来的想法又说了一遍,妻子憋了半天,终于还是跟我急了。“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整天的东折腾西折腾,就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嫁了你这样的算是倒了大霉!”妻子的这话显然是过分了,但接下来的话还更加过分:“你孝顺,你一个人回来好了,我和女儿可不陪着你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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