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褪色的红房子(2)

以后的日子大家就焦急地等待着，这期间出了两件多少跟这事有点关系的事：一个跟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先是塌了一座大桥紧接着又倒了一幢百货大楼；郊县的一幢正在封顶的六层楼房也不知何故突然崩塌了。邻国倒掉的桥和百货大楼据说后来在那个国家引起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许多政府官员因此被迫辞职，红房子的居民对此不甚了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红房子的居民却强烈地感受到郊县崩塌的那幢楼在本市引起的震撼，市政府专门在那幢楼的废墟上开了现场会，并由此开展了一场建筑市场的大整顿。关科长传出话来：大气候小气候都不错，材料已被批转到了有关部门，直接找开发商谈具体的索赔事宜的时机已经成熟。

红房子的居民群情振奋，连夜在海明娘家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决定组成以海明娘为组长、阿昌和钱嫂为成员的三人谈判小组，文学青年担任谈判小组的秘书工作。第一次谈判安排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地点就在那幢尚未完工的大楼里。因为整顿的缘故，这些日子大楼没有施工，大楼里一片寂静，那间作为临时办公室的简易房间也因此越发显得空空落落和寒气袭人。对方的代表是那个海明娘已经打过一次交道的包工头。包工头的态度还算诚恳，用几只大小不等、质地不一而且结满了茶垢的茶杯给海明娘等人倒上茶，然后就开始念苦经。他说，外面都说搞建筑的如何如何赚钱，哪里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标底本来就低——还不去说建材天天在涨价——经过层层剥皮，到了我们手里已经是一块腊肉骨头，只有偷工减料赚点昧良心的钱，但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也不能太没谱了不是？前两天郊县倒掉的那幢房子我们都被叫去看了，为什么会倒？还不是用了太多的劣质水泥和钢筋！我们还不想在我们的工地上也开一个那样的现场会，然后在会上叫检察院的人当场把我们带走，怎么办呢？只有在空间上想想办法，多增加一点有效面积……

海明娘当初鼓捣这事也是因为红房子被挤兑得太厉害，出于无奈，待这事真的运作起来，特别是让她直接去参与谈判，她又直后悔。她一辈子与人为善，什么时候跟人家红过脸？但是大伙的事她这个居民代表又没有不出面的道理，便硬着头皮来了。谁知道她所担心的唇枪舌剑、摔桌子打板凳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倒听对方吐了一肚子的苦水，海明娘听着听着就同情起对方来了，若不是阿昌在一旁提醒，她差点把自己的使命也忘了。

阿昌可说是有备而来，事先就估计了对方可能采取的种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有这种以退为进的博取同情法，所以毫不为之所动，也采取了相应的以守对守的战法——你说你有苦衷，我比你更苦！

钱嫂本来又要提她家那件皮衣服的事，想到自己的身份，不好意思那么自私，就跟在阿昌后面打打边鼓。

第一次的谈判无功而返，红房子的居民倒也并不气馁，还纷纷在牌桌上表示了抗争到底的决心。海明娘虽然有退缩之意，却又被众人激昂的情绪所裹携，不得不茫然地往前走，好在事情不久就有了转机。包工头奉了老板的旨意主动作了让步，终于答应了赔偿。只是他不说赔偿，而说是“扰民费”。红房子的人不会玩文字游戏，只知道实打实，给钱就行，倒不在乎叫什么费。最后敲定的扰民费如果红房子的十六户人家平分正好是钱嫂先前所预期的数。在海明娘看来这个数字委实不少，况且海明娘打这场官司的初衷无非是要出口气，并不想指着这事发财，更不想借此把对方整垮掉，就想借坡下驴，圆满地了结此事。钱嫂家的那件皮衣此时已在她女儿的衣柜里找到了，对这幢房子的一腔怨气顿时化作了对扰民费的强烈渴望——如果能拿到赔偿，除去装电话的费用，她还能净得两千元——所以钱嫂自然也希望能尽早达成协议。可是阿昌却有不同的意见，当着包工头的面表示了对五千元赔偿的不屑。海明娘不愿意在外人的面前暴露自己内部的分歧，就跟包工头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作答复，领着阿昌和钱嫂返回了红房子。

商量的结果未能像海明娘所预想的那样很快取得一致，反倒又商量出了许多新的分歧。阿昌串联了一二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就此跟对方达成协议，提出至少要对方将许诺的赔偿金额再翻上一番；还有人甚至提出扰民费不能按户平分，而应该根据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以及对此事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此议一出，原本众志成城的红房子居民立即分崩离析——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量化起来已经十分难缠，贡献大小更加无从考核，虽然在海明娘的努力调停下，最终否决了那个费力不讨好的“按劳分配”的动议，但是红房子居民的心里还是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增加赔偿的要求仍然未被满足，谈判陷入了僵局。对峙的日子里，开发商通过了建管部门的整顿验收，包工头指挥着手下的民工又开始恢复作业，倒把红房子居民索赔的要求撇在了一边。开发商的这种态度激怒了红房子里的强硬派，阿昌奔走呼号，红房子居民总算组织起了一次激烈的抗议行动，这也是红房子居民最后的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行动。大家围住运送砂石的卡车，死活不让卸车，又冲进工地推倒了一面正在堆砌的墙壁，并砸烂了几只装泥浆用的塑料桶。包工头对红房子居民突如其来的过激行为缺少思想准备，同时他也深知众怒难犯的道理，面对吵吵嚷嚷的人群包工头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这个包工头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一眼就看出了几乎倾楼而出的红房子居民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他一面喝住手下那些蠢蠢欲动的民工，不准他们作任何还击；一面答应尽快考虑大家的合理要求，以缓和居民们一触即发的情绪。

这一回包工头说话算话，隔天就主动来到海明娘家里，答复说他们老板已经同意增加一些扰民费，虽然离强硬派们所要求增加的额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至少在钱嫂这些急功近利的温和派们看来，开发商是抱有诚意的。包工头还在红房子里散布说，扰民费即日就可以发给大家，由于现金难筹，只能分批发放，先领的先发，暂时没有领到的也不用着急，以后一有了现金就随时补发。

包工头的这一招果然灵验，红房子的居民忽然一下子都对增加赔偿的事变得心不在焉，而对通往工地办公室的那个门洞却关注有加。各家都在面朝工地的窗户里时时地埋伏着一双窥视的眼睛，生怕别家捷足先登去领了扰民费。阿昌感到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一旦拖的时间长了，人心必散，不要说增加赔偿将成为泡影，就连已经许诺的部分也有可能被赖掉。阿昌心急如焚，在红房子里胡乱地拼凑了一些人马，又组织了一次攻势。这一次不仅参加的人数不如上一次，进攻的力度也小了许多，稀稀拉拉的队伍刚刚进入工地，还没有来得及造成任何破坏，就遭到了早已严阵以待的民工们的迎头痛击，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工们显然是事先得到了某种激励，一个个左冲右突越战越勇，红房子里的强硬派则顾此失彼节节败退。阿昌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却终因寡不敌众，在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棍之后，满脸血污地被人抬出了工地。

阿昌负伤，红房子里的强硬派顿时群龙无首。包工头又在墙壁上贴出了刚刚才凑齐的有关此项工程的所有批文的复印件，大家看了更加斗志涣散，纷纷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有的开始后悔不该如此贪婪，没有见好就收；有的反省着自己这样为了大家的利益去冲锋陷阵是否值得；而最为普遍的心理是庆幸自己没有像阿昌那样被打成重伤。总之是没有人再出头向包工头提增加赔偿的事，却对这些日子在楼道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谁谁又去领了包工头的扰民费这一传说的真伪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只有阿昌的媳妇不依不饶，单枪匹马地在进行着最后的抗争。阿昌媳妇在照顾住院的阿昌和准备对包工头的诉讼之余，对同楼的邻居们所表现出来的缩头乌龟的德性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和诅咒。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红房子里总会回荡起阿昌媳妇那悲怆的咒骂，红房子的居民们就在这咒骂声中，辗转反侧地度过他们的又一个难眠之夜。

海明娘对事情居然演变到这一步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她只有尽力地安抚好阿昌的媳妇，以免她做出更没理智的事来，同时以一个居民代表的身份穿梭于阿昌媳妇和包工头之间，尽量地做一些调解工作。

又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来张家园察看场地，红房子的居民一反常态，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房地产公司的人怀着深深的敌意，反倒表现出一种恨不能卖身投靠的媚态，屁颠屁颠地跟在来人的后面，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捕捉着他们的片言只语，希望从中刺探出一点有关红房子归宿的信息。来人看了一圈未置可否地扬长而去，令那些跟在后面刺探了半天的红房子居民大失所望。

那几个人煞有介事地围着红房子察看的时候，海明娘为了阿昌的医药费的事正在对面的新楼里上上下下地寻找包工头的踪影。海明娘气喘吁吁地站在尚在施工的楼道里休息，居高临下，看见尘埃中的红房子蓬头垢面，一脸的寒碜相。昔日那曾经让她感到赏心悦目的绛红的颜色也仿佛门头上隔年的春联，黯然无光，不能带给人一点亮丽的感觉。几个陌生人站在红房子跟前指指点点，海明娘一望便知那又是哪家房地产公司的人在打红房子的主意，只是不知道这一家的实力和诚意如何，会不会又像以前来过的那许多家公司一样，嫌红房子开发面积小，安置难度大，看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和鼓乐声几乎同时响起，硝烟飘散的地方，一支送葬的队伍在缓缓前行，死者是红房子里的一位老者，是海明娘原来住平房时候的老邻居，几天前还跟海明娘在楼道里说过话，转眼就去了另外的世界。海明娘站在高处，痴痴地望着送葬队伍，顿生人生如梦之叹。鞭炮声渐渐稀疏至于消失，剩下的鼓乐声便显得格外地嘹亮。乐队演奏的是一首与丧葬无关的流行音乐，旋律激昂而又奔放，然而触景生情，海明娘却还是从这激昂和奔放里听出了几分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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