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除奸抗敌，建携手同盟(1)

抗战胜利，戴笠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东边抗敌，西边除奸一不光如此，他还斜着眼睛，盯上了美国人。美国佬有电台，有技术，更有训练方法，而这一切正是特务头子梦寐以求的，于是一个同盟诞生了。

一　痛惩汉奸王克敏

日军攻势很猛，华北告急，又向中原地带挺进，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城市密布，敌军所占领的城市又多，兵力又分散，地方的秩序维护、物资征发调用，交通畅通秩序等问题繁多。不是敌军三下五除二能解决的，必须没法取得中国人合作，才能以华制华，事半功倍。

因此，日军每攻下一个城市，即扶植一批汉奸，先以“维持会”的名义，“服务桑梓”的话头，组成地方政权，慢慢改变名称，实际上一切仰其鼻息，替敌军办事。同时，尽可能编组华人武装部队，先以“自卫队”名义，帮其侦缉“奸宄”，对付“特务”；如果“表现良好”，逐渐地予以扩充，替他相任部分防务。

当时，最重要的伪政权组织在北平，由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负责，搜刮民财，供敌利用。戴雨农为了严惩汉奸，杀一儆百，下令华北特工组织，设策诛锄。

王克敏既已屈志从敌，明知自己将成为国人狙击的对象，所以防范相当严密，雇有随身保镖和日籍顾问，进出家门，都随护左右。加以敌占北平城内，收买狗腿细民，专以搜捕“蓝衣社”人员为急务，对被认为形迹可疑的熟面孔，派人跟踪，甚至经常突击检查住所，因此，诛锄工作不易进行。

当时，天津站有一个行动组，组长王文、组员李连福等人。于是，由北平区和天津站密商，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将该组临时密调北平，出敌不意地进行锄奸工作，功成迅速返回天津，使敌伪防不胜防。

1938年3月，王文等一行五人由天津赴北平。经过一番布置，当月28日，潜伏在王克敏返家必需经过的煤渣胡同之内。下午5时20分，乘大雨如注，胡同内行人绝迹之际，拦阻王乘坐的汽车，数枪齐发，击中目标后，立即撤退，安全返回天津。

王克敏虽被击中，但因其日籍顾问山本荣治紧急俯伏王的身上，代王受弹，以致山本采治身中数弹，当场毙命，王克敏则仅成重伤，侥幸逃脱惩罚。

部队方面，敌人虽然也组成些“自卫队”，可是，毫无作用；欲想利用过去的华人军队，加以整编，给予名义，供他驱使，又怕靠不住；冀东保安队的突然反正，就是前车之鉴。于是，敌人想起了组织“皇协军”的新花样。

日军的部队，自称是“皇军”，表示效忠日本帝国；那么由华人组成的军队，也效忠日本帝国的，就叫“皇协军”。这和后来汪精卫伪政权所组织的伪军，意义和性质都不相同。汪的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汪伪政权；“皇协军”虽说也是中国人，但与“中国政府”无关。

日本要组成这样的军队，当然首先要选择彻底奴隶化的“日本通”人物来负责。于是由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介绍了一位她认为绝对可靠的失意军人李福和，担任“皇协军”的第一

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训练；使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士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个死心塌地的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偶像。

李福和由日本受训完毕，回到北平，顿时身价百倍。日本方面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联日”为口号，官传他是亚洲的“反共英雄”、“东方的佛朗哥”。当即招兵买马，配备精良器械，优给官兵待遇，以效法“皇军”的姿态，于1938年4月15日开到河南的重镇彰德。真是声势显赫，耸人听闻。日军的企图，是以第一军为试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来第二、第三……等“皇协军”。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梦想。

蒋介石深感问题严重，指示军统方面给予制裁，遏其气焰。戴笠受命后，下令安阳情报组和驻在新五军的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予“皇协第一军”迎头痛击。安阳情报组奉到命令，开始调查策动。很快就发觉“皇协军”的副军长徐靖远、第一师师长黄宇宙等民族意识坚强，并不是真心想做汉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国人而效忠日本帝国；其所以参加伪军，不过想借此掌握部分武力，以等待机会而已。

于是，先派组员师振东渗入“皇协军”，由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再由黄宇宙介绍，与第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因为工作顺利，再经师振东介绍七人参加“皇协军”，遍布于该军的各个重要部门；严家诰也派人与徐、黄等取得联络。暗中传达戴笠勉励他们杀死李福和，反正归顺。经过三个月的策动，完全成熟，静待适当时机发动。但表面上伪装服从敌军，精神抖擞，使敌军感到相当满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留日的镀金招牌和领导有方，在部属的怂恿下，亲自赴北平，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以便能名副其实地向“皇军”看齐，接替彰德一带的防务。

日本“华北派遣军”接受李的要求，决定于8月初派员赴彰德校阅点验，戴笠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难行动。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陪同日军军官多人，由平汉路南下，抵达“皇协军”的集结地——彰德的西曲沟村校阅点验。

突然，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当场击毙李福和与全部日军军官，通电反正。经戴笠呈奉军委会，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吴兼第一支队司令，黄兼第二支队司令，隶属第一战区，拨归鹿钟麟主席指挥。

“皇协军”第一军的被策动反正，给予日军的打击很大，使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打破了日本军用中国人组织军队，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迷梦，从此再不敢组织“皇协军”了。

二　除恶务必斩尽杀绝

抗战初，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使日本受创很大。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早把军统局的地下组织视为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组织，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接连叛变，戴笠深深感到，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的逆境。如果无法遏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易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民心动向，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在艰困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还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共同制裁敌伪。好像奇兵突起一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

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对各地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还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衢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日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中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汇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

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第蓉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悉，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此，戴笠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

这一位从来没有参与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

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以后，就曾经出任过浙江省党委、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

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分寸。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凭借军统局的渊源，他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的人，总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从伪府要员陈公博处搜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而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伪军反正。

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做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善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筹，而有独到之处。

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笠当然有所筹划。他认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号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

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风头。原来，刘戈青于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汇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除奸行动，诛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委会主席顾馨一等重要汉奸十余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刘戈青再次突入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录的私宅，锄奸成功。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

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戈青。形势严峻，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时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刘戈青计划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况突变，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笠请示。戴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刘戈青到达重庆。戴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诱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行事。当然，以敌特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

可是，刘慷慨豪壮地向戴表示：“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勇，于是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同时交付刘两大任务：

（一）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间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

（二）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信，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这年1O月4日，刘戈青到了上海，6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笠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天木。信是这样写的：

“余待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做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今欲戈青来沪，唯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唯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王天木看完来信，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为王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

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笠做悔过自新的交代。

戴笠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却向刘声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陈反正，戴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然同意，于是，在乇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

不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笠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报告，并且建议迅速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

陈第蓉的胞妹陈第燕，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地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识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地在书信上训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

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

刘戈青向陈交代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

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应酬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76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陈第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76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76号的要员李士群亲自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

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竟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

刘戈青意志坚决，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地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冒险来看他。

李士群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人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地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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