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深“谋”远“虑”，西安救驾立大功(3)

孙铭九见不宜拖延，就用目光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介石从地上挟扶起来，架着他走。

卫士就走上前去，一左一右架起蒋介石。任凭他呼叫喊痛，不由分说，拥推着他下山了。

官兵们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来到华清池，蒋介石一见五间厅更不想走了，佯作痛苦地说：

“我吃不消了！腰痛得厉害，不能到西安去。你们叫张汉卿到这儿来好了……”

孙铭九装作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叫卫士把蒋介石架出华清池大门，向停在门口不远的小汽车走去。因为孙铭九是乘小汽车来的，这时只有他一辆小车停在华清池门口。

蒋介石知道自己一去西安，就一切都完了。所以死活不肯进汽车，索性装痛一屁股坐在门口公路上。

这时，白凤翔、刘多荃已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兴冲冲赶到。他俩此时见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公路上赖着不走，形状狼狈不堪。他们既感到好笑，又感到轻松，因为张副司令交给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唐君尧闻讯也急速赶来，向蒋介石表示慰问，希望他到西安去，同张副司令一起协同抗日。

可是蒋介石对他们这三位师长不理不睬，只是朝公路上东张西望，连声问道：

“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白风翔和刘多荃、唐君尧一齐劝说：

“张副司令在西安，请委员长进城去吧。”

蒋介石仍然一动不动。白凤翔向副官们使了一个眼色，副官们就强行将蒋介石架人汽车中。由唐君尧、孙铭九等押车送往西安。

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了军号。这嘹亮的号音，是欢送委员长进城，也是庆祝“双十二”事变的成功，那样激越奔放地在晨风中飘扬，响彻山上山下，伴着东北军将士们阵阵的欢呼声，激奋着一颗颗热血奔腾的心在号音中蹦跳……

这天，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古城西安沉寂在夜幕中。

午后1时整，戴笠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确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

下午3时，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电报：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时，中统所属陕西省特务室主任王恩诚也发来电报：

“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事发之时，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一听到老蒋被扣押在西安的消息，顿时震惊，焦虑得手足无措，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回南京。

回到南京，他立即去见了何应饮，又去找宋美龄和宋子文，问蒋委员长处有无消息。最后，他驱车来到陈布雷处。

“陈主任，委员长西安方面有消息吗？”戴笠急不可耐。

“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布雷一惊，“有什么事吗？”

戴笠将译好的电报递给陈布雷。陈布雷木然半晌，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

“夫人知道吗？”陈布雷低声问。

“已经知道了。”

“还有谁知道？这条消息暂时不要扩散。”陈布雷从沙发上站起来，拨通了电话。

戴笠犹豫了一下，说道，“何总长、宋子文先生也都知道了。”

“再等一等，西安有没有消息来。你先去准备一下。”陈布雷长叹一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雨农，你去吧！”

戴笠立刻来到慧圆街谍报参谋训练班，召集余乐醒、梁干乔、郑介民、文强，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3点50分，西安的电报正式到达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整个南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

全体在京中央委员即刻齐集何应钦官邸，召集临时紧急常委会。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群龙无首，谁也不敢贸然发言。

考试院长戴季陶站了起来，痛切陈词：“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命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何以立足？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后因朝内镇定有力、法，英宗才能回来。只有张、杨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里，领袖的性命才有保障。我希望迅速派兵包围西安，逼张、杨交出领袖。”

孔祥熙沉吟说道：“不要这样急嘛，不要这样急嘛。蒋委员长生命要紧，真要逼狠了。他就没命了。”

何应钦站了起来：“诸位，我看应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叛逆！”

宋美龄一直没有发言，听完何应钦的话，她迅速提出反对：“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决不能同意。”

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决定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

宋氏兄妹担心武力讨伐引发内战，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担心此举反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会后，宋子文对戴季陶说：“你不应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对蒋委员长不利。”

戴不以为然，他说：“我和中正的关系，决不亚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做私人周旋，营救蒋委员长。同时，你们也不应该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决不能含糊。”

复兴社里乱成一团，主战主和争吵不休。

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说这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到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很难有生还的希望。

于是纷纷寻求新的主子。

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服从何为领袖，服从何的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不惜动用武力。

邓文仪赞同贺衷寒的意见，极力主战。他认为不用兵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委员长的表现。

与何应钦关系最为密切的刘健群在南京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总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响应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实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着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谁都知道，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塌地效忠的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他戴笠的前途事业便都将毁于一旦！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着汽车到处奔走，打听情况，寻求营救办法。在何应钦家中，他听到何应钦已做出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的决定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何部长要干什么？领袖还在西安城里，怎么能用飞机轰炸？戴笠刚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劝说何应钦，但话刚出口，就被从门外进来的复兴社要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指着鼻子责骂了一顿：“你这个特务处长是怎么当的？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老实告诉你，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账……”

戴笠被骂得汗流浃背，满心委屈，但他并不愿做任何解释。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设法营救老蒋。他一语不发地离开何家，直奔慧圆街谍参训练班，去找在那里任教官的余乐醒。

戴笠此时是“病急乱求医”，他认为余乐醒曾在两安杨虎城手下干过，或许有点什么办法。见到余乐醒，戴笠急切地说：

“乐醒兄，如今中央主战者甚多，连贺衷寒、桂永清都要推戴何应钦为总司令，轰炸西安。如此情况，领袖怎能得救。我准备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你想想具体办法。”

说完，他又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余乐醒为难地说：“救人要快，越快越好。但一时之间又哪里去找飞檐走壁的人呢？我愿化装陪戴先生入城，到那里再想具体办法。”

戴笠说：“何总长已经派桂永清带领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星夜由南京开赴潼关，并已下令轰炸，再不想办法，领袖危在旦夕。”

闻讯赶来的郑介民、梁干乔等人见状，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戴笠大哭之后，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脑子也灵活了点。他见大家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就立即派人带电台赶往潼关，命他们设法先潜入西安，与原潜伏在西安的特务取得联系，准备进行策反工作。

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无意加害老蒋，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请求。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的确，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将来没有蒋，更没有他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个利害关系，聪明的戴笠怎能不明白。

戴笠深知，此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戴笠暗忖：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小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差，一招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总是下不了决心。

戴笠正在沉思中，突然脑子里闪想起了挚友胡宗南，胡又在西北驻节，对杨虎城、张学良所部情况较为熟悉，对天下大事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

想着想着，还是决定请胡宗南为其决断。于是立即致电胡宗南。

胡宗南立即回电，告诉戴笠说：“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掌握在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此次兵变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蒋联共抗日，以洗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国乱则国亡，张杨兵变初衷亦必不能实现，却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和爱国之情，因此校长绝无生命之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弟又与张挚交，此次西安之行，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保驾之功，正是千载难逢的建功之机，得之终身爱国，失之难逃杀身之祸，望深思！”

胡宗南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万里救驾，孤注一掷。

“我要去！”戴笠对宋氏兄妹说。

“你最好别去！”宋美龄看了戴笠一眼。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称“应杀戴笠以谢天下”，他去只能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他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情很尴尬的戴笠，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与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戴笠流着眼泪恳求宋美龄。宋美龄似乎也为他的一片赤诚所动，默默地点点头，半晌才轻声说道：“好，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夫人！”戴笠冲宋美龄深深地一鞠躬，便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然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古人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说完，一副“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神态。

几个人听得泣涕涟涟。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那里，住着他的家人。

戴笠双膝跪在老母面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愧为人子！此次儿奔赴西安，不知何日能回家。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蓝氏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怜惜地搀起儿子，平静地说：“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能看到你为国尽忠，又心存孝意，我心就放下了。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了！”

“母亲说的是！”戴笠含泪站起身来，叫过自己的儿子戴藏宜：“藏宜，我去西安，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小心侍候奶奶和你娘。”

他又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了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

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颓然坐下，面对墙壁，静静思索。

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视戴笠为不共戴天之仇人，共产党更是视戴笠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但此次事变，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共产党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这个“杀人魔王”。

戴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几分钟，祈求上帝保佑。

三 古都历险，死里逃生

戴笠屡次深入虎穴，总能化险为夷，这次则不同于以往……

转眼兵变已经十日过去了，戴笠每日如坐针毡，最终决定了这次西安之行。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七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携带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

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汉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有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听蜡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亲般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张学良刚驱车来到机场，宋美龄、戴笠的座机已经降落，几人相继走下飞机舷梯，张学良连忙迎上，迎候风姿绰约的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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