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深“谋”远“虑”，西安救驾立大功(4)

张学良用车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而后目光移向戴笠，没有说话，转身对身后的一个警卫低语了几句，便甩下戴笠，快步朝自己的汽车转去。戴笠看见，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紧张而又疑惑，戴笠正想和端纳同车离去时，张学良的警卫过来不客气地拦住他说：“戴先生，请上那辆车！”戴笠突然愣住了。

“慢点！把他的枪拿下来。”戴笠正要上车时，却被杨虎城喝住，张学良闻声也停住脚步，冲警卫点点头，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枪取下，交给了杨虎城，戴笠的脸刷的一下变得蜡黄蜡黄的，心想：这个张汉卿，难道真要对自己下毒手？

戴笠像木偶似地机械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汽车。

汽车缓缓地走动着，戴笠此时心里乱如麻，怎么也理不清。刚开始他们的车还跟着张学良等人的车队后面行驶，但离开机场不久，他所乘的汽车就驶向了另一条马路，戴笠满肚狐疑心里如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地问道：“你们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不许说话，到那里就知道啦！”那警卫板着面孔喝道，右手始终不离腰间的手枪。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

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急得像只被困的猛兽一般，在阴暗的地下室内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那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他觉得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整整一夜，他都不曾入眠，直到次日凌晨，才慢慢地睡着。但他刚睡了一会儿，就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他不禁猛地从临时支着的行军床上跳了下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此时，张学良的模样似乎比戴笠还要疲惫。他双颊消瘦，双眼布满了血丝，以往那潇洒、豪放的气度，仿佛被什么重负挤压得都走了形。他见到戴笠，仿佛连说话的精力都没有了似的，只把一份东北军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笠，就一屁股坐到行军床上。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他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但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做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同志你是杀不尽的……”

张学良不等戴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意，更无加害你之意。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让人把你送到我公馆的地下室，保护起来。”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重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你知道，你此举造成了多大的混乱？亲口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到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

“这些情况我也都知道了。”张学良显然已多日未能休息了，他疲惫地一个劲地用双手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既然这样，你又何苦呢？现在大部队已包围了西安，如果你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索性坐到张学良身边，以朋友的口吻劝他。戴笠还不知道，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张学良已经完全明白应该何去何从了。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站起身来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送委员长回京，不过，为了你的安全，你老兄还得在这里委屈一下。”张汉卿说完，便告辞而去。

为决定老蒋命运，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连日来，他们对送蒋回京的问题讨论了多次。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他在这次主要将领会上颇为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会场鸦雀无声，在座的元不为他的真挚所感染，往常坚持要保证条件的人，也不再固执己见，终于一致同意送蒋返回南京。

自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天下午，刺骨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尘埃，席卷着西安古都。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老蒋。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护送戴笠的小汽车亦开进了机场。戴笠一见老蒋被人扶着，艰难地攀登舷梯的背影，眼睛就不由得发酸。他为老蒋的生还而兴奋，又为自己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内疚。一上飞机，他立即走到老蒋面前，深深地一鞠躬，激动地低声说：“校长处分我吧！学生未能保护好校长的安全……”

“这不怪你！”老蒋摆摆手，示意他坐好。

宋美龄在一旁关心地望着他，说道：“雨农，快系好安全带。这些天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谢谢夫人，我很好！汉卿派人把我保护起来了。”戴笠指指机舱内临时决定亲自护送老蒋返京的张学良，随即坐到一个空位上，系好安全带。

飞机起飞了，戴笠向外看了看古城西安，心里不禁地阵阵发冷，又看了看其他人。事变以来压在戴笠心中的“蒋介石”终于安安稳稳地落在地上了。

四 监禁张学良

张学良兵变迫使蒋介石宣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自己却被软禁起来了。

1936年12月31日，上午，张学良乘车出发去国民政府开会，其实是接受审判，张学良早就知道，心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安之若素，神态自若，同随行人员一起登上汽车。戴笠派来的警卫人员和便衣特务自然紧随其后，丝毫不敢放松。

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允许张学良一个人进入军事委员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不许入内。

过了半个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从军委会跑出来，把随同张学良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这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到要发生对张学良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焦灼地等待在门外。

经过军事委员会门口的行人，见今天如此警备森严，都远远避开。

上午10时整，李烈钧偕同全体会审人员在极其肃穆的气氛中步入法庭，走到审判台上分别入席。

全场气氛凝重。鸦雀无声，众目睽睽地望着审判台上的法官，紧张地静候事态的进展。空气像一面紧绷的鼓，轻轻一扣就能发出轰然反响。

李烈钧拉了一下制服，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朝法庭下的人扫视了一下，然后对鹿钟麟说：

“请审判官去候审室巡视一下，看看主犯有否到场。”

鹿钟麟就离座而起，向候审室走去。

全场目光全集中到候审室通向法庭门口，看看张学良以什么神态出现在这最高军事法庭上。

1936年就这样黯然神伤地过去了。在新年钟声和稀疏的爆竹声中迎来了1937年。

元旦那天上午，日民政府主席林森马上签发了高等军法会审宣布的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

司法院也顾不得新年休假，丝毫不敢懈怠地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合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

现在，把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的请求特赦书登录如下，两相对照，意味无穷。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如下：

判决

被告张学良

所列被告因对于上官暴行胁迫案，经本告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理判决如下：

主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事实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二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文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由

本案被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动，但被告实为主使发动，亦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一行为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该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

审判长李烈钧

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

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

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

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是这样写的：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同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和总理惩乱嫉恶，投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形，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以上这两个文件不光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读者也可从字里行间体察无穷之意味，而更了解当年内幕之真相了。真可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新年休假期满，4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列席的有：居正、戴季陶、魏怀、吕超及陈其采等。

会上，由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合议，向大家做了说明，然后再付表决。

与会者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程序，判了张学良十年徒刑；随即又通过他的请求为张学良做了赦免，这样两方面似乎都照顾到了，大家脸上都很光彩，蒋介石的大仁大义也广为传颂。

但是，文章就做在尾巴上那几个“严加管束”字眼上。既然要“严加管束”，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管法：把张学良释放回西安，加以监视，是一种管法；把他软禁起来使他行动丧失自由也是一种管法。而蒋介石恰恰选取后者，以“严加管束”为名，把张学良无限期地拘禁了起来，一“管束”就是几十年。

从此，张学良虽被特赦，却没有在五天后回西安，而剥夺了自由，终生软禁起来。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蒋介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欺世盗名，从此更昭著天下。不光欺骗了国人，连宋子文这样的保证也付之诡影，宋美龄的许诺也成为一句空话。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

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十五名特务队员，王芳南担任组长。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七名组员和一排武装宪兵，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组长。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二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具体面授“严加管束”四个字的含义。蒋授意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经我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一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录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一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个守卫连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发现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

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千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四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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