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两虎相争，终于计高一筹(4)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中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四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官大楼，一边筹划取得开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伺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推行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第一步骤：戴笠同样以加强警察教育为理由，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在教育长之上，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校务委员会，无疑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但是，报告送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不但批示同意，而且居然手令由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戴笠敢于有此举动，可以说也是对蒋的心理揣摩透了，他懂得蒋同样不放心将中央警校交给李士珍一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出一个什么只要对李士珍有所掣肘的建议，蒋介石都是会同意的，戴笠是“假传圣旨”的老手。他得到蒋的批准，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并设立办公室，以亲信潘其武为秘书，进行控制。潘其武是特务处内惯于“打小报告”、制造摩擦的考家，用这样一个人作为钉子，当然使李士珍处处不能为所欲为。给了李士珍一个不小的颜色。

第二步骤：戴笠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才，暗中却受戴笠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会影响，戴笠每年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枯行一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所谓“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论。由于戴笠舍得花钱，当然有人愿意为之奔走、鼓噪，为之卖命，所以这一活动居然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步骤：借浙江警校并人中央警校的机会，以变应变，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然后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小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并向蒋推荐由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任政训处长，陈玉辉为总队长，掌握中层权力，结果这批大小特务进入中央警校后，抱成一团，犹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长一职架空，使李士珍顿失重心。

第四步骤：下功夫提高赵龙文、刘裕坤等亲信特务在政治上的声望，以便进一步向警界高层发展。1937年5月，蒋介石派孔祥熙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戴笠抓住机会，保荐赵龙文为随员，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国考察警政建设，为赵“镀金”。在这之前，又保荐浙江警校教务主任刘裕坤赴美留学，学习警政。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荐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刘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刘为警政司长。刘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十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才，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才，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洲，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属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分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借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圈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

五 巧设离间计，奇功一件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脱离国民政府，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

一夜北风，吹落梨花万朵，南京城笼罩在一片雪色之中。雪后清晨，戴笠一人来到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刚刚吃过早点，见戴笠进来，点头招呼道：“是雨农啊，进来坐。”

戴笠斜身坐下，问道：“不知叫卑职来，所为何事？”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却道：“陈铭枢、蔡廷锴拥兵福建，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什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还说什么反蒋抗日，嚣张得很啊！”

戴笠道：“区区陈铭枢、蔡廷锴何足惧哉。”

蒋介石坐下来道：“单单一个十九路军，自是不足惧，但恐时间一长，为中共所乘，若是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只怕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

戴笠点头道：“委员长深谋远虑。我们应尽快采取行动才是。”

蒋介石“嗯”了一下道：“明日我赴南昌调集兵力进攻福建。”

戴笠建议道：“十九路军在福建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大都各自为政，我看进攻的同时，不妨派人前去策反分化。”

蒋介石面露喜色道：“知我者，雨农也，我叫你来也正是这个意思。”

戴笠道：“那我回去立即着手去办。”

蒋介石道：“雨农，你说派谁去好呢？”

戴笠想了一下，回道：“我看就叫耀全兄去吧，他在十九路军中广东的同乡很多。”

蒋介石也同意道：“嗯，我以前也交代过介民，要他通过同乡关系介绍一批人到十九路军中做下级军官，现在也该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戴笠辞别蒋介石，回去安排策反事宜。

其时日已升高，雪也开始消融。

戴笠回去把蒋介石的意图向郑介民交代了一番，征求郑的意见。

郑介民听了后，大表赞同道：“用间，古已有之，为兵家常用之计，今观福建之势，策反分化必有大动刀兵所不能达之妙效。”

戴笠道：“耀全兄生于广东，十九路军中与兄熟稔的军官也有不少，非耀全兄莫能当此重任。”

郑介民道：“哎，十九路军中是有不少经我介绍去的同乡，通过特务处计划部署的也有一些。”

戴笠道：“那就拜托耀全兄往福建一行了。”

郑介民又一皱眉道：“可是通过我这层关系打进去的人有一些还没有联系上，他们的态度我们一时也不明了，况且军中认识我的广东人也自不少，万一被人认出，遭到出卖，失败了我不要紧，岂不是坏了蒋委员长的大事。”

戴笠见郑介民颇多顾虑，也不加勉强，便道：“既如此，我只好另行安排了，耀全兄，你把靠得住的关系介绍几个，我们也好通过他们去联系。”

郑介民道：“其实我去也是一样，只要不露面，暗中调度就行了。”

戴笠见他如此说，只得又转口道：“那好，你先打入福建。我已派了张超、连谋等人先去了福建，你到了后，先与他们联络。我随后就去。”

郑介民应道：“好！就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准备赴闽。”

郑介民收拾停当之后当即起身去福建，讲行策反分化活动。

随后，戴笠也开始了行动。

1934年1月的一个晚上，夜色正浓，鼓浪屿如一艘舰艇在惊涛中飘荡，风正紧，浪正高，狂风撼树，惊涛拍岸，黑暗中更增几分恐怖。

黑暗中从沙滩上走来几个人，挑箱担担，上岛后，便住进了一个大茶商的花园洋楼里，他们不常接触外人，但偶尔外出，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长了副马脸的中年人。

此人就是戴笠。

当时福建的仓前山和鼓浪屿，就如同上海的租界地一般特殊。居住的大都是洋人或富商巨贾，政府军警均不得持枪闯入。戴笠、郑介民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插进了福建的要冲之地。

戴笠一人福建便拿出当年独自搞情报、搞策反的劲头，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整天带着两个枪法极好的警卫和贾金南，奔走于福建乡间，策反被十九路军收编的民团。

福建地区的各式杂牌军总共有四万人，“闽变”后被十九路军收编，好在都各自为政，有奶便是娘，谁给好处就给谁干。所以戴笠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便委任了二十六路讨逆军。

无形中又有几万个敌人，枪口指向了十九路军。

这一期间，郑介民也不甘落后。他的目标是范汉杰。

喜欢《戴笠大传》吗？喜欢朱长江吗？喜欢就用力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