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深“谋”远“虑”，西安救驾立大功(1)

西安枪声响起，“老蒋”失魂落魄；南京风云突变，戴笠一筹莫展，他左右逢源，终不得其果。西安救驾还是换个主人，戴笠好生难决！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与其坐等倒不如冒死一搏！此次救驾生死未卜，大有“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样子……

一 麻痹大意，西北失利

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蒋介石与戴笠都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放弃了唯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平息两广事变后，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做最后一战，以竟“剿共”全功。蒋介石称之为“最后五分钟的战斗”，这未免高兴得过早了。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使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到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凤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重点。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至于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皆熟，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洲话，蒋做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小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足做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蒋介石急忙调在湖北“剿共”的十几万东北军，连夜开往西北，命令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进行“剿共”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也立即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而后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二十多个。

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三十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等对西北区还规定了四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滑“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做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亲信，却很久不能得手。

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即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定期向戴汇报，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暧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以后戴把向派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自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有关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贫苦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致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

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致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于己的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就双办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

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猾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入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年12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要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年1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长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去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因为蒋介石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放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与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二 张、杨兵变，“老蒋”被绑

西安事变中。大小特务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何救护蒋介石，戴笠陷入了沉思之中。

1936年12月12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若没有这一天，也许中国的历史又将改写了，这一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次事变又被称为“双十二”事变。

一声枪响，划破了华清池的沉寂。

一声枪响，惊碎了蒋介石浑浑噩噩的恶梦……

汪日章忽闻枪声乍响，先是二三声，随后又是数响，马上从睡梦中惊醒！意识剑大事不好，祸起萧墙。

他拿过床头的手表一看：凌晨4时30分。他连忙起床穿衣，想跑到隔壁去叫醒蒋介石。

当时，守卫在蒋介石卧室前的竺培基和施文彪，听到第一声枪响，以职业的敏锐反应，飞速地奔进蒋介石的卧室，惊慌地报告情况有变，要他赶快起身。

蒋介石本来就昏昏沉沉地没有完全睡熟，一听卫士叫喊，连忙从床上跳起，抖抖索索地穿上藏青色的缎子睡衣。

“外面出了什么事？我出去看看……”

内卫一名便衣卫士听到枪声，便匆匆忙忙跑到门门去观看动静。

砰一声枪响，他中途被击倒在地，子弹由前胸打进，从背部穿出。他大声呼喊：

“快！快守住平台……”

于是，蒋介石的内室侍从卫士迅速占领五间厅外边的平台，凭借水泥栏杆作为掩护。居高临下地向外射击。

东北军“兵谏”部队担任突击营营长的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昨晚10点左右，他来到金家巷张公馆。一跑进会客厅，只见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人都在那里，处于一种临战的气氛。张学良一见孙铭九进来，就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地说：

“孙营长，我命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

没等孙铭九回答，张学良又急忙郑重吩咐：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是。”孙铭九大声回答。

“你的卫队营，有把握吗？”

“有把握。”孙铭九很肯定地说，“不会出问题。”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张学良似乎颇有感触地说，“你死，还是我死，这就说不定了……不过，报纸卜能登出这么大的字……”

说着，他用手指比划出一个鸡蛋大的圆圈，神情有些幽默，也有些伤感。

最后，张学良又严肃地叮嘱了一句：

“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孙铭九一个敬礼，“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

孙铭九离开张公馆，就到开了白风翔家。他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碰头，乘白凤翔的小汽车一州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

卫队营营部在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处。凌晨2时整，白风翔的轿车来接孙铭九，同车的还有刘桂五等人。

来到西安小东门门口，站岗的宪兵问往哪里去。自凤翔的副官常国宾掏出白凤翔的名片说：

“白师长有要事去临潼。”

宪兵只得放行。他们出了小东门就到了灞桥附近的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白风翔和孙铭九都对卫队营战士进行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在场官兵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群情异常激愤，有的流下了眼泪。

“我们扣押委员长，但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伤害他！”白凤翔一再叮嘱。

向战士动员之后，孙铭九请示白师长如何行动。白风翔叫孙铭九率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着冲进来。

当时卫队营大约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可乘五十人左右。华清池内蒋介石侍卫队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子外面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五十人左右。孙铭九觉得搞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里，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之中，抢攻进去是有把握的。他就对白师长说：

“好！我先领卫队营强攻进去。”

他命令王协一连长随他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人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由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然后由孙铭九带部分人直接寻到蒋介石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委员长的安全，请其暂避到城里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

一切按此计划进行，汽车向华清池进发。当王协一的汽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他们本来打算乘汽车直接冲人大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于是华清池响起了第一声枪响。负责守卫华清池的王玉瓒连打三枪，命令卫队一营战士开始进攻。这位负责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扣蒋的先行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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