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深“谋”远“虑”，西安救驾立大功(5)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强烈愤慨。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为此，蒋介石采取挟张学良而号令西安的手段，指示戴笠利用原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籍理事的关系，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分化瓦解西安方面对南京的对抗局面。

戴笠受命后，立即于1936年12月31日分别发电邀请在武汉、北平、西安等地的“四维学会”东北籍理事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等人到达南京。1937年1月4日，戴笠带着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腹案从溪口回到南京。当天设晚宴请王化一、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吃饭，商量解决南京、西安对峙的办法。

宴席间，戴笠鼓动如簧之舌，对“四维学会”东北籍的五位理事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又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西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方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节外生枝。”

五位理事听了，把上午在中央饭店商量的两个条件提出，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北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并请戴笠再返溪口，向蒋陈述以上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两个条件。

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形势更趋紧张。蒋介石深知中央一旦对陕用兵，损失将不堪设想。因此，蒋在军事上做强硬表示的同时，决定采用缓兵之计，从长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经请示蒋认可，决定暂时同意五位理事在4日提出的两个条件，考虑由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以做缓兵之计。

1月6日上午，戴笠又去陵园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提出以上设想，张表示同意。并提出可以由他写一封亲笔函件，由王化一、吴瀚涛专程赴西安一行。

1月6日晚7时，戴再次邀王化一、吴瀚涛吃饭，席间传达了蒋、张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戴说，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同时，戴还转达了张学良反对用兵以及盼望与蒋见面的想法。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学良的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因两人都请求由自己派人监视，蒋裁决：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看守，大门以外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都有权核定，戴笠告诉王、吴，张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戴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

王化一当即机警地追问：“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

戴自知失言，连忙掩饰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月7日，经戴笠安排，原东北军政要员莫德惠、刘哲到孔祥熙公馆会见了张学良，张表示：“战端将起，有违初衷。”他叫莫、刘去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当日戴笠乘飞机赶往溪口，向蒋面报与王化一、张学良等人会谈结果，请示下一步的行止。

1月8日，戴笠带着蒋的两封亲笔信回到南京，一封信给张学良，一封信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下午4时，戴笠先陪同王化一、吴瀚涛二人去见何应钦，取得了“绝对不对西北用兵”的保证，接着又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双方见面后，戴为了表示对张及王、吴二人的信任，即主动离开。

1月9日上午9时，戴笠把蒋、张各一函交给王化一，送王化一、吴瀚涛乘机起飞赴西安。王、吴征得戴同意，回宁时将带赵四小姐同行。

1月10日，戴笠奉蒋命再次赴溪口，具体安排将张学良解囚于奉化雪窦寺的事宜，以避开南京许多人的看望、说情。

1月11日，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因东北军内和、战两派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吴回到南京。

1月12日，戴笠从溪口匆匆返回南京，听取了王、吴西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戴笠委婉地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王、吴估计情况不妙。

戴笠问王化一：“传说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

王化一回答说：“没有注意。”当晚7时半，戴笠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学良正颜厉色地对戴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他又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笠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当晚，戴笠同王化一等人一起去首都饭店看望赵四小姐，并许诺第二天陪赵四小姐前往会晤张将军。

戴警惕地追问赵四小姐：“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我可以转交。”

赵四小姐十分警觉，回答说：“没有。”

其实，在这之前，赵四小姐已把东北军将领要求转交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以防止检查。

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摔伤、家兄蒋锡侯病故，加之在南京常有人登门为张学良说情，故决定回溪口一边为家兄治丧，一边疗养，同时也躲开为张说情的说客。并指示戴笠也将张学良解囚奉化。

1月13日上午11时，戴笠、米春霖、贺耀祖陪同张学良飞赴奉化。第二天，米春霖携带解决西安问题的甲、乙两方案返回南京，15日飞西安。在这以后，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营救张学良的一线希望破灭。

张学良于1月13日到达奉化后，先住武岭学校，几天后移住雪窦寺。张的住所，由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将建在寺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几间房屋全部包租下来，改称“张学良招待所”，内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先由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负责，没有几人，又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接替。特务队设有队长、队副、副官、事务官员各一人，另有便衣警卫约三十人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戴笠对刘乙光交代：每天都必须在张的身边安排值班特务，监视张的一言一行，逐日记录，汇总具报。在内围特务和外围宪兵之间，要互相制约，互相监视，防止勾结串通。特务队的特务和宪兵连的宪兵，都必须由南方籍的人充任，以防东北籍士兵的混入。

在溪口，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籍的人士，戴笠都要自始至终陪同，使张与来人无法深谈。不久，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和赵绮霞分别来溪口陪伴张学良，戴笠照例指示刘乙光派人监视。戴笠规定，张学良可以在东至宁波、西至新昌县的四十公里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其实一般只能在旅行社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张学良所读的书报也都是经蒋指定和戴严格审定的。

蒋决定囚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面，要蒋嘱咐戴笠，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实际上这些诺言大都没有兑现。不过，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戴在生活上对张还是关照的。

五 救驾“有功”，便宜占尽

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得到了蒋介石与宋美龄所给的前所未有的殊荣。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再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个人都是蒋介石放在张学良身边监视其活动的心腹。由于未尽到事前察觉防范之责，尤其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幼稚地应张学良的请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要求蒋介石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

这次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便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拘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于、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舀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二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争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干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

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必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似应饮、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任，并逐步冷落。一年多以后，终于被并入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于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

1937年3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

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十五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迫不及待地想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

结果，在1937年1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一把拂尘将一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

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心怀二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

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

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剐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链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深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

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其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

但是，惩罚哪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罚，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且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

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

戴凶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

王说：“不明白，就不服。”

戴拍桌大叫：“不服，再关。”

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

喜欢《戴笠大传》吗？喜欢朱长江吗？喜欢就用力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