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希望的曙光(9)

“XXX元。”我想提高点，但想想算了。“没问题。”她回答，爽直性格。

有点意外，不砍价的客户是有，但少，除非很了解你，很信任你。

凭直觉，明早一定会见到她，当然还可以获得报酬。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匆匆吃了早餐，就赶回办公室，开门开窗收拾了一下台面，刚好七点半。打开电脑，此时碰上“人生三急”中一急，就“咔嚓”一声把办公室大门外的玻璃门给扣锁上，往目标直奔而去。

兴冲冲归来时，我愣在了门口，才意识到手机、钥匙全被反锁在里面了，当时恨不得破门而入。

脑子飞速运转，想到开锁。

在隔壁公司一位朋友的指点下，我如获至宝抄下了贴在消防管上“专业开锁”的手机号，借了个电话给开锁的人拨过去。谈好价，他说立刻就到。

我看看墙上的钟，十点多？我急了，朋友看出我的神情，笑了：“时钟在国庆前就坏了，现在是七点五十分。”原来时钟也会给自己放假。

度分钟如年，左等右等，大概十五分钟后，一位高个穿暗红上衣的男子提了个包过来，拿出几串刀片，边弄边绷着脸地问我：“你有什么证件吗？”

我觉得他那严肃而又假惺惺的样子很可笑。

“你看，”透过玻璃门我朝里面指了指墙壁上的律师照片，“第一行最后一个比较帅的就是我。”不用太认真，随便拿个能“证明”的东西就行，当然还不忘记抬高一下自己。

他瞟了一眼，“开这样的锁难度很大”，他蹦了一句，我直摇头，坏事了，都不是专业人士，时不待我，弄了近十分钟还搞不好，只好扔了十块钱打发了他。

我很懊恼地站在电梯出口处，希望能看到那位女士出现。右等左等，过去了一些时间，踱回办公室门口，里面响起我熟悉的手机铃声，肯定是她打来的！

我在门外着急又无可奈何，听着铃声渐渐微弱。

她正离我越来越远，我只能想办法补救。

快八点半了，想来想去，我给老刘打了个电话，他说很快会过来；给住在附近的同事打手机，不幸，“你拨打的手机已转入全球通信息服务台，复本机号请挂机。”

我只能坐以待毙，这笔小生意百分百泡汤了。

近十点，老刘和同事同时来到办公室门口。“怎么回事？”老刘笑容可掬，我跟他说要开门，也许他当作了梦话。

门开了，我冲进去，拿起手机，里面有条短信：“×律师，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即使不肯帮我，也不要不听电话啊！律师费我是肯定会给你的！你真是不讲信用！”

我给她拨过去解释了一番，希望她回心转意，她笑了：“看来我们没有缘分，我已另请了律师。”我跌坐到椅子上。

第四十六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我做刑事案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代理的权限基本是到了检察院起诉阶段就戛然而止，我认为律师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探监。即会见犯罪嫌疑人，捎去家属的慰问。当然，这里的“监”不是指监狱，而是指看守所。

第一宗刑事案件，是为制造毒品案的主犯梁某担任辩护人。此案涉及制造K粉一百六十多斤，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案件。

案件是外地一个律师朋友介绍的。我对刑事案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考试最怕的是刑法，什么罪与非罪、罪与罪之间的转换，几百个罪名，头都发晕！

我只知道刑法对制造K粉不像海洛因那样有明确的量刑标准，即没有明确规定制造多少数量可以判处死刑，剩下是法院自由裁量的问题，但K粉划归入“其他毒品”类型是没有异议的。

我觉得犯罪嫌疑人必死无疑——但愿不是如此，心中涌起一阵压抑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

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之妻，乡村小学教师，收入微薄，还要拉扯小孩上学，她却尽最大能力支付了服务费。

我如何才能对得起她的付费——她说只要老公不死就行了。

我连看守所在哪里都不清楚，更不要说会见了。

在律所的安排下，我和所里的一位律师合办此案件。接下来，联系主诉的检察官，复印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和检察院的起诉书，在上面加盖公章后，凭律所的介绍函、执业证、经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去会见犯罪嫌疑人。

第一次去看守所，但见高高的围墙，沉重冰冷的铁门，周围弥漫着沉寂的气息。

来到大铁门前，抬头望见一支筒状仪器，那应是监视器，我想。

同事按了一下门铃，过了一会里面传出问话声，同事抓起话筒，说：“律师会见。”

哦，原来是这样进去的。“律师会见”这四个字就牢牢刻入我的脑海中，如果有下一个刑事案，我也知道如何应答了，我想。

我学了点东西，心里未免感到乐滋滋。虽然案件与他人合作会分掉部分费用，但这是交学费，哪怕学到一点，也值！没有付出，哪有回报？

看守所的干警见我们两个，问：“你们哪个是律师？”

他认为我不是律师，因为我太年轻了，或看起来太幼稚，怎么可能是律师？律师一向威严端庄，面带凌厉的锐气，走路虎虎生风，而我左看右看没有一点符合的。

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掏出律师证等手续递到他面前，干警立即不再追问。这叫用证据说话！

看干警那老气横秋的样子，我暗自庆幸自己年轻，高墙外的天地无限的宽阔。

会见在一间小小的房间进行，到了起诉阶段，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在被会见的时候都已被除去手铐。

犯罪嫌疑人梁某在干警的带领下来到会见室。他矮个子，圆脸，胖墩结实的身材，五官端正，

这么一个看似正派的人物就是特大制毒案的主犯，是案件中提供技术的师傅。

在记录的同时，我不时抬头望着这位师傅，心想是什么促使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贫穷促使他赌一回？他不愧对老婆、孩子吗？

从他的口气中，以及那堆卷宗里，我觉得赚几十万、几百万元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些对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见不到更不用说是赚得到的钱，对他们来说就像每天买菜的那几十块钱而已。

要知道，一百斤的K粉转手出去利润何其高，是人都会心动，看谁够胆赌一回——那是拿性命在赌。

当迟钝的大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识到他背后隐藏的赌的动机后，我不再像刚接下案子的时候那样郁郁不乐，变得淡定了。

案件拖了几个月还不见开庭，这期间我也去忙其他案子，心里只是挂念着有这回事，委托人来短信询问进展，我也就回复一下。

律师不能活在一个案子里，正如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一样。

实习期间，我都不怎么接触刑事案，有同事要求合办，我都不想做。看看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多少律师对它敬而远之甚至身陷牢狱之灾？

这样的例子并没有切实发生在我的身边，这还算遥远；但我觉得刑事案件对律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之高对我绝对是挑战。

做刑事案是被迫的，对我而言是如此。

我只能发短信给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告知案件的进展。她只祈祷老公不用死，我会抓住有利的动态或消息告诉她，比如检察院已退卷到公安局要求补充侦察，说明证据不充足，对我们是有利的。

开庭时间终于确定了，我和同事抽了个时间，到法院挑选了部分卷宗资料复印。

开庭该说什么呢？我的心提了起来，我甚至有点畏惧那庄严的审判庭，因为到时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旁听。我还想像如果有记者来摄像，那该如何是好？

如果我把刑事案跟到审判阶段，在法庭上我总会走神，法官、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家属、法警、法槌、国徽等这些交错的场景元素总把我精神弄得很压抑，我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因为这是人性碰撞交汇、时空错位倒转的地方。一切均源自于我还很稚嫩。

第四十七 自私与道德

亚当·斯密一生只写过两本书，一本是给他带来一生荣耀的《国富论》，核心论点的基础是人的自私本质；第二本是《道德情操论》，讲的是道德哲学，这才是他的专业，而经济学可以说是他的业余爱好。

这里介绍他，只是说明，自私和道德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特质并不矛盾，律师其实是自私和道德的矛盾统一体。

委托人千里迢迢从外省赶来，不顾旅途劳顿，在办公室与我们碰面。

“你们估计结果会怎样？”她说话声音小小的，带着淡淡的微笑。

“结果不好说，应该挺严重。”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不能把话说得乐观，相反，我会适当把结果说得过于悲观点——那样结果出来，律师就会遭致当事人太多的怨气，说得过好，等于把律师的后路封死。

这是经验丰富的律师传授的，律师生存也不容易，律师活得也累。

开庭那天来了许多人，包括群众、家属，当然还有辩护律师。单是律师就有十三个，每个犯罪嫌疑人都委托或由法院指定了辩护律师，本地和外地的律师都有。

辩护席上的位置不够，正好给了我逃避的理由，我向法官申请坐到旁听席上去，与委托人在同一行列。

当法官看着授权委托书点到我的名字以核实辩护人的身份时，抬头往辩护席上搜寻而去：“哪位是王律师？”我忙在下面的人群中举起手：“在这！”大家回头观望，一脸的惊奇。

我一阵尴尬，心想，法官大人，刚才不是跟你隆重请示了吗？这么快就忘了？

一拨犯罪嫌疑人被带了进来，各自带着手铐，又被串连着，在审判台前一字排开坐下。我看见梁某在进来的那一刻，就抬头向旁听席张望，当与妻子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他微笑了，然后缓缓坐下。

离他不远的背后，坐着他的妻子。时空将他们定格在不同的坐标上，不久是阴阳相隔的千万里之遥。

我又胡思乱想起来，检察官的指控，法官的喝令，律师的发问，我都没听进一句，真是辛苦了辩护席上我的那位同事。

不大的审判庭，却是偌大的舞台，不同的人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庭连续开了两天，第二天下午，审判长宣布延期开庭，因检察院要补充一份证据。

从里面出来，委托人着急地问：“我明天可以去见他吗？”

“不行啊，审判结束了家属才能去会见，还要开一次呢，待下次开庭结束了，就可以去见了。”我说。

“不知他还有钱花不？上次托管教给了几百块，可能用完了，我就想给他点钱花，买点好的东西吃。”说到这，她依然带着微笑，却是带着泪光的微笑。

第二次开庭她没有来，路途遥远，而且已开学要上课，乡村老师是稀缺的。

又过了几个月，她又千里迢迢过来，她说这次总算可以给老公带点钱花费了。

我自己掏钱，和同事请她到酒店吃了顿饭。

只能如此，我才感到一点点的安心。

下面是第二宗刑事案。

委托人是外地的一个乡下农民，其妹在一家宾馆当收银员，经理拉些毗邻我国的某国女子过来卖淫，被一网打尽，其妹也被以涉嫌介绍卖淫罪逮捕关押起来，已半年多。

有了制毒案的办案经验，我的心里踏实多了，起码知道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至于一问三不知。

有无经验，别人观察你的表情就可判断出。当事人的洞察力并不比律师差，我很快顺利收到了预期的律师费。

案子已到了法院。联系主办法官阅卷，复印资料，然后拿好手续去会见。第一次见到她，她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一脸无辜的样子。

“你进入宾馆工作多久了？”我问。

“只有两个月，就被抓……运气不好……”她叹气。

“我不想家人知道这事。”她强调。

她年纪小，但从交谈中得知，她初中还没毕业就独自出来，有好几年的工作经历。对家人，有种很复杂的感情。

“但你哥已委托了我，开庭前是要通知他的。”我说。

“不，一定不能通知，否则我不出庭，或者……”她没说下去，但口气依然坚定。如我再坚持，有可能被她拒绝为其辩护。

“好吧。”无论她与家人关系如何，我不再细问，只能遵照她的话办。

“你每月的工资多少？”我问。我都不知这句话与本案是否有关系，反正就先问着，有的是时间，在闲聊中可能发现问题。当然来之前我也拟了大概的问话提纲。

“五百块钱。”她说。

“有提成吗？”我问。

“一个客人就提成几块，一个月下来有近六百块钱。”她说。

“你知道他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犯罪的吗？”我问，好像多此一举，是人都知道的。

“这样的事情你都知道，社会上很多……我只是个打工的。”她一脸无辜的样子，谈话中有时扭回脸，显得窘迫不安。

“如果判我很重，我会不服的。”她咬紧牙。

她是起诉书中排名最后的一个，意味着罪行也可能最轻，但这个法律上的“轻”与被告认识上的“轻”是存在差距的。

“这样的事情你都知道……社会上很多”，从看守所出来，想起她的话，我不禁感叹万分。我赶紧翻查了一下关于介绍卖淫罪的定义，我怎么也想不出这个上班才两个月的收银员与“介绍”两字有什么联系。

对辩护无罪我是一点底都没有，况且听说认罪态度好的话，可能会酌情减轻处理，真是进退两难。

开庭那天，她承认自己有错误，希望法院从轻处罚，她稍微敢正视法官，因为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公开审理，没有旁听人员，包括请假来的她的朋友也不能旁听，当然也没有她的家人在场。

在七八个犯罪嫌疑人中，有两个主犯翻供很厉害，看着他们不断Say NO的坚定口气，我想，有些东西需自己把握，否则机会就会失去——如果承认错误会减轻刑罚，为什么不承认？至少可以承认部分！可是，事实究竟怎样，谁会知道？

我有时在庭上没事时老胡思乱想问几个问什么，总是没答案。

过了几天，法院来电话要求交罚金五千元。

五千？她家属有钱交吗？律师费尽管收得很低很低，但对她家人那边而言，也许是笔巨大的数额。

我首先给她哥打电话，那边有点担心，问如果钱交了，刑罚也不减轻，该怎么办？

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说：“争取吧。”

可能她与家人的关系的确有点不和谐，家人觉得出了律师费已是尽了最大的义务，重担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肩负了不该承担的压力。

我联系她的朋友，她朋友在电话中犹豫了很久，说要考虑考虑。毕竟是朋友啊，而且她朋友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还有小孩要抚养。她的家属都不明确表示，能企求朋友承担什么？

我恰恰忽略了这点，当晚，我又给她朋友打电话，说：“如你不够，我可以借三千给她，你出两千就行！”

我和她非亲非故，为什么要这么帮她？难道她真的是弱者？在执业的头几年里，我总觉得律师在刑事案中更是无能为力，收了别人的费总觉得亏待了委托人，我的心总很容易动摇。

她的朋友真是够朋友，不但同意，而且硬要给我写借条。

我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了，我有点急。因为我想，如果几千块钱可以把一个人提前解放，可以点燃对生活的信心，这几千元简直是超值了。

我已打算将三千元律师费以另外一种形式退还给她，就当是法律援助吧。那时候我也有其他的小案子，有一点点的收入，我觉得我有能力帮她。

第二天，我排队等候许久，从银行里提出钱来。拿着手中的三千元钱，我立在银行门口也犹豫了许久。

我喜欢人民币，我还十分缺人民币，看来看去，还是让它去吧！

不久，判决下来，她被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折抵已服的八个月刑期，再呆两个月，她就可以获得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

这是预料中的结局，只是这个结局不好提前说。

不久，她哥还是给我寄来了两千元，我没有拒绝。

再不久，听她朋友说，她到外地打工去了。

剩下的那一千，我没有去追。

第四十八 无言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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