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希望的曙光(4)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他嘴一张如洪水泻闸般又假如假如起来。我得控制情绪，否则我会揍他一顿，让在安静的灯火阑珊的办公楼的他感受到生命威胁的存在！

他畏缩了，任由我把他拖到电梯里面，狠狠地把他喷了一顿，完毕，我醒悟过来自己是在浪费口水。

到了楼下，他老实了，终于向我说拜拜了，并祝我春节快乐！听惯了假如假如ABCD张三李四王五，还真一下子不习惯这“惟一有人性”的一句话。

我有点感动，拍了拍他的肩膀：“咱还是好兄弟，你理解我，我将为你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

我目送他走开，转身打了个电话给女朋友，还没接通，小林又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我的身边了！避不及，他的开场白即开始了：“我还有个问题，假如……”

非暴力不能合作了，我真想像对待蚂蚁一样，捏碎之，踩在脚底，碾做自然界的元素！

霓虹灯下，我们站着不断喷着口水，街上的人看我们似乎聊得正欢，不时还拉拉扯扯，投来诧异的目光。

春节过后，我给小林下了命令：半年内不准联系我！

第三十 对不付费说“不”

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付律师服务费，不单发生在普通的当事人身上，也发生在异地委托的同行之间，这就匪夷所思了。

律师要生存就不得不“微利是图”，我们景仰道德圣人但没有必要苛求自己 成为道德圣人，否则吃什么喝什么？这点连同行也不清楚吗？

马克思说：“他们（律师）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报酬，总不能要求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去白干一场。”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收费，理直气壮地对任何人拒绝付费的行为说“不”，除非我们自愿放弃。

我接到深圳方面的电话，说要委托律师为其办理房屋及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事宜。

明确委托事项后，下一步就是谈律师服务费的问题，谈妥了这些，委托合同框架也就形成了，剩下的细节可慢慢补充，无关紧要。

深圳方在电话里头强调，已和其他律师事务所有接触，但还没确定是由谁来做，现在要搞清楚办理抵押登记要什么文件，再确定受托人。

也许是在搞火力侦察，看谁前期工作做得好，下一步受托的可能性就大，也有可能拿到文件清单后甩开我自己来办。

为了我的形象不被大打折扣，也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先去问问需要什么资料吧，同时亲自跑了几趟核实情况，费用花去不多，但时间成本有一个星期，这样“风险投资”是否会被委托还不知道。

核实无异后，向深圳方确认文件清单。这段时间与其有频繁的电话联系，双方在沟通口气上也逐步变得宽松，估计是被我“无私奉献”精神感动，那边明确说这一单交给我做。

辛苦那么久，也答应交单，提律师服务费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的。

我问：“抵押人是谁？房屋、土地坐落在哪里？具体有几块？”

那边回答：“我们是银行法律顾问，银行委托作抵押登记的，好像是三宗，具体细节还不清楚，律师费你需要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谈？费用不能太低，一口价要考虑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按三宗算，每宗三千元，不算过分。

“行，我向老板汇报一下。”口气轻松，不紧不慢，没有遭遇任何反抗，这个价格对于遍地是黄金的深圳来说没杀伤力，估计是成了。

但奇怪的是深圳方丝毫不提费用支付时间。

几个星期过去了，深圳方与我都没什么联系，在惴惴不安中我在猜想是否没戏了。

深圳方终于又来电话了，才知道既有房屋抵押也有土地抵押，并且都是在下面的县城，抵押登记是四宗，而不是之前说的三宗。

我有点不高兴，到下面县城的工作量、辛苦程度与在市区的是不同的，律师服务费也就不同。但已有口头约定，我便不再提费用变更问题，同时庆幸律师费没打破心理底线。

抵押工作进入轨道了。我鼓足干劲，争取办好这事，拿点小钱好过春节。前几年每到春节都穷困潦倒，看来那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不久深圳方告知，由于抵押权人催得紧，今天必须把房管局、国土局需要的文件快件寄到深圳转给银行盖章。

电话里头催得很紧。我老大不舒服，心里嘀咕着，干吗总不提律师费？你视顾问单位为上帝，但总不能把我这合作伙伴也漠视了吧。

也许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还是鉴于之前的经验教训才这么做？或是他们压根就没有付款的诚意？

若再不提律师费支付问题，永远就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了，而这时候是提出的最佳时机。我在电话里头坚持付了费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深圳方说：“我们联系了这么久，你还信不过我们？”

我说：“律师是先收费再服务，你也清楚，况且又不是风险代理。”

深圳方说：“我们分所支出费用，要北京总部批才行，两三天批下来后即付，你先把文件寄来，如何？”

东说西说了十几分钟，我有点火了：“财务上的制度还不是你们老板说了算！他一句话不就得了！”

过了半个钟头，深圳方来电：“经努力，现可打款，但先付一半，办完抵押后再付余款，如何？”我无可奈何地摇头，说：“好吧。”

下午，传真过来银行汇款单。一半的款，就这样收到了。

接下来就是办理登记，有关部门看不懂银行提供的繁杂冗长的合同，我对其也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人家国土局、房管局就是提取诸如证号、抵押期限、抵押金额等那么几个数字就可以办了，偏因抵押合同水土不服而历经曲折，往返县城不下十次。

我建议深圳方修改合同以适应本土需要，那边却说合同是香港律师拟定的，绝对改不了。

客户仅仅因为律师不熟悉本土的地理环境而需要我们当跑腿。

忙了两个多月，拿到房屋他项权证和土地他项权证。

深圳方又催了：“银行将要放款给抵押人，请立即寄出证书原件！”

我口头答应会寄出，但没有动作。这是我失误的地方，我应当明确地向他说清楚必须在明早支付了余款再寄。

我想通过不作为示意对方主动付款，自己直接追没意思，那样显得很铜臭。

深圳方律师助手谴责我埋了个伏笔，让他们很难堪，并强烈提醒：“一定要赶快寄出，这关乎服务质量和信誉问题！”并希望我不要在他离开那家律师事务所之前留下个烂摊子！

一直与我联系的律师助手不久会离开而另谋高就，他是私底下跟我透露的，在不断联系沟通中，我与他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

话都说到这份上，可见我们之间出现裂痕。我还是告诉他：“我担心的是你们迟延付款。因为我不想再为费用搞得很烦！”

颇有耐性的律师助手也忍不住愤怒地喊了起来：“那我们良好的合作关系没有啦？！接我手的那个人，是我的老板！”

你的老板？我不和他扯了：“请你老板直接跟我说。”

助手迟疑了一下，说：“好。”

老板来电话了：“听我的助手说，似乎你怀疑我们的付款诚意？我们不会在意那点钱的，你放心。”

既然是那么点钱，干吗还一字不提，非要我提？咱们不是口头约定好的吗？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说：“你给我邮件确认一下吧？”

“没问题。”他答复。

收到确认邮件的当天一大早，我就把资料快递过去。

星期一早上，深圳方说已收到快件，并说款已打。

我没有立即去查看款项，没什么意思。

第三十一 秀才遇上兵

有纠纷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最怕我们也卷入当中脱不了身。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因为没有人可以救我们，我们除了头顶那荆棘编成的王冠比较耀眼外，其余实在微不足道不足挂齿，没有任何可以抵御风险的地方。

某天，我正在外面办事，手机响了，一个来自S市的老总来电话，说其单位的车在我们这里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受伤的有五个人，都住院了，急着要钱，想请我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当晚，肇事司机来办公室办了相关手续。我只是收取了很少的辛苦费，心里还喜滋滋：哈哈，到了月底最后一天还有钱收！

肇事司机离开的时候，一个劲说谢谢，也许收费低廉感动了他。

协商？不就是谈赔偿问题吗？我不认识那位老总，他是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的，谈不成就结束委托啰。我天真地想。

我没搞过什么协商或谈判，那似乎是件十分隆重严肃的事情；而交通事故的协商，也就是给多少钱的问题，不成就拉倒。

就是这次委托，弄得我近两个月不能脱身，手机几乎被打爆。

那天是2006年11月最后一天傍晚6点多，我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往医院奔去。

到了住院部楼下，我多了个心眼，给家人打了个电话，告知去哪里办什么事。如有什么突发事件，家人可知道我下落的线索。

我倒没有惧怕，穷凶极恶的当事人少之又少，如运气好的话撞到，那说明我可以去买彩票了。见面的第一个伤者是L，二十岁出头，经他联系，其他几个受伤的或亲自或派人来到他房间，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小小的病房。

受伤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农村小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太妥的地方，好像个个还挺精神——可能以为我来送钱了，眼睛都迸发出闪亮的光辉。

经了解，有个男的开摩托车搭载三个男女青年与我方的小货车相撞，开摩托车的青年被当场撞飞出去，坐车的人有不同程度受伤。开摩托车的青年伤势很重，当天就转到邻省在治疗骨科方面极有声誉的医院去了，他这方派了个亲戚过来。

“你需要多少？”我先问L。

“两万。”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哦。”我刷刷记录在笔记本上。其他人不等我问，就带着急切、愤怒的口气，你一句我一句，报出了两万、四万、八万的天价。

当人家是提款机吗？我暗自好笑。

我反复对他们说，我向那边反映一下，如没问题，大家明天就可以拿钱。那是借口，终于摆脱了他们。

饭还没吃一口，手机就响了起来，是L，问这事怎样了。

我气得差点跳起来：“你等我吃了饭再说好不好？”

“行，明天我等你电话。”电话挂了。

晚上，我电话向老总汇报见面的经过，顺便把价报给他。老总不置可否，叫我继续跟一下。继续跟？我顿了顿，想结束委托，但说出来太突然了，看明天情况如何吧。

那晚，风平浪静。

第二天，我接到交警的电话，说要来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看来，老总早已在第一时间把我这代理人的手机告诉了交警。

我推脱说明天没空，后天吧。其实是给我自己一个考虑的时间，协商什么呢？委托人不给底价，谈也是白谈。

第三天早上，我抱着观望的心理到了交警事故组。狭短的走廊聚积了十来个人，他们见我出现，立刻围了过来，我被困在中间，听着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说得我晕头转向，几乎被口水淹没。

承办警官出来，喝令道：“吵什么吵？都到楼下去！”

我们下了楼，到对面的一个小卖部，不等我找个凳子坐好，他们又呼啦一下全坐下，把我圈在了中央，怕我出逃。

我不断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律师只是受委托而来，并不是当事人；你们的意见我已反馈，老总正在考虑你们的意见。我没有决定赔多少钱的权利，钱不由我这里出，等等。

我这么说他们觉得简直是花言巧语。

“你没有决定权，来协商什么？”其中一个发问，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是啊，你叫我如何回答？

“你那老板在哪里？”后得知，那是L的叔叔，跳得最厉害的一个。

“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难道委托人都要如实告知律师自己的真实地址吗？

他委托完就跑了，不用说地址，连哪里人哪个单位什么公司的车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委托书上签了字。

处于人群中间，我就像被审讯的囚犯，不断地被审问着。我涌起怒火：“你们老盯着我干什么？”

“我找不到老板，我就找你！”L的叔叔冲我大声吼道，声色俱厉。

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伤势最重的年轻人的母亲，则嚎哭着说：“他以后怎么办？你得给我生个儿子出来，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差点气死。

什么当事人，什么委托授权，已是废话，讲这些更是激起他们的怒火。律师的身份对他们而言没有丝毫杀伤力，他们反而会把律师当作最好的替罪羔羊。

我想挪一步，被刚才那妇女给拦住了。

“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你回到家，我也跟你回家。”她像虫一样把我粘住。

“我也知道你办公地址，就在附近。”其中一个男的说。

“你跑的话，我们攻上去你的办公室。”L的叔叔紧跟着说。

人群激昂起来，周围的一些人在看热闹，幸灾乐祸的样子。

看来脱不了身了，我忙给老总打电话，问能否派肇事司机过来跟他们谈一下，并强调说我已身陷包围圈，他们要找我麻烦了。

“那你报警吧。”老总听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报警，我有点生气。

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司机说在外市，也叫我报警。

那有什么办法？自找的。

在L的叔叔的跟随下，我返回交警大楼，悄声向警官反映情况。警官很气愤，说：“竟有这样的事？我中午下班开车送你回去！”

听到这话，我对这警官顿时充满敬佩，觉得他是正义的化身。我下了楼，等待警官的电话，然后打算悄悄地溜走。

口干舌燥熬到中午十二点半，手机还没响起。我重新在L的叔叔的“押送”下上了交警大楼，发现全部科室已是大门紧闭。

“也许警察又去处理交通事故把我忘了。”我懊恼不已。

最后的结果是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和两个朋友过来才把我解救了出去。

这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接下来把肇事车辆拖出来进行修理理赔，核实费用支付情况并凭单据给予报销，软硬兼施叫伤者去进行法医鉴定，又进行口水战，又拖了一个多月。当然，我重新做了委托手续，把律师费提高了若干倍。

我们对几个伤势一点都不算严重的伤者发出通牒：再闹下去，一分钱都不给，你们爱去起诉就起诉。

正值12月底，南方最寒冷的时候，在医院里是呆不久的，如是夏天他们也许会在那享受上五六个月。

其中第一个受不了的就是L，主动提出赔三千元就了事。我们一口答应，在交钱的时候，我说：“你算有自知之明，早拿点钱回去过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L做先例，两个星期后又解决了两个。

而对方伤势最重的司机，因要价太高而协商不下来。

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与委托人解除了委托关系。

第三十二 我也当法律顾问

我的第一份法律顾问工作是私人法律顾问，委托人在中午通过114查询给律师事务所打来了电话，我为了搭大哥的顺风车在办公室等待，正好接着，就这样有缘相识了。

私人法律顾问就是保姆，一切一切的杂活都在法律的名义下进行，好歹让我觉得还是做着律师本行。

在酒店门口，我见到了委托人葛经理。五十多岁，扣顶帽，浓眉粗眼，典型的东北大汉。他十多年前弃官从商，投资多处，颇有收获，相中我们这里一块地，付款百多万元，因各种原因，土地使用权证一直办不下来。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葛经理重整旗鼓，打了个回马枪，专门回来蹲点把证给办下来。他说要请个法律顾问，但不是为了打官司。

我判断老葛是想我跑跑腿，法律方面的东西应该不会很多。当天，我就在他的授意下写了份材料，这花费不了多少的脑汁，只是在他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加加工而已。

跑腿一点也不丢人，我一点都不感到卑微。反而我认为这是年轻律师最大的资本——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当你老谋深算的时候，没人敢聘请你当跑腿的，而有些机会，就是在跑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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