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希望的曙光(2)
这个不是案子的案子持续跟踪了一年多时间,只有我这种年轻的刚出炉的律师才有这份心思,其实我也有很烦的时候。
第二十四 正义不会廉价得来
正义不会廉价得来,但我相信正义迟早会到来。
听她说,她的眼睛在怀孕期间差点哭瞎了,有个富有同情心的私家诊所的医生主动给她开药看病,全免费,好歹把眼睛保住,但看到亮光还是不断流眼泪。而在法律方面,就我肯帮她了,正如那位热情的医生。
有了比较,我自然不能落后于他人。何况助人是种美德,何况我早已打定主意帮她。人的心灵被震撼的时候,沉睡的同情心就会被唤醒。
我把那些乱作一团的资料梳理了一遍,我自问自己若陷入如此困境,断没有她这般坚强。要别人帮你,首先自己要自强自立。
我临时抱佛脚突击了一下刑法与刑诉法,我不清楚自诉刑事案与普通民事案有什么区别,琢磨了许久,就按民事起诉的流程,整理好证据清单,起草好诉状,整理了几套,交给她。她说:“谢谢你,谢谢,以后我会连复印费还给你的。”
律师费都不收了,还在乎那几十块钱的复印费吗?我想。
整理好资料,已是下午两点多。天又飘雨。我们匆忙赶往法院,却被告知下午有重大人物来视察,暂停办事。
重大人物?就在猜测的时候,法院的同志从大楼里陆续走出,在阶梯前一字排开,在细雨纷飞中等待,几辆车鱼贯驶进。
第二天,报纸报道了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临该法院视察。
我对她说,你运气不错,去立案就迎来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她听了不吭声。
我的帮忙,只限于在后面给点所谓的指点,帮她起草点文书之类。出现在法院那里我是不方便的。
她能说会道,并充满感情和感染力,法庭上肯定与众不同,这一点我丝毫不担心,只要能立案。
过了几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案已立了。
“哦,这么快?”我有些惊讶。
“我找了院长。”她说。
“啊,院长?哪个院长?最高院院长?”我有点吃惊了。
“是的。”她说。
“不可能,你没骗我吧?”我觉得那是件遥不可及的事。
“是的,”她顿了顿,“是骗你的。”
“不过,”她又顿了顿,“案子确实立了,我找的是这里的院长。”
“喔,你认识院长?”我被吊起的胃口又降了下来,产生了惊奇心理。
“立案时人家不受理,说什么证据不足。”她气气的口气。
证据不足?我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知道证据肯定说不上充分,但对自诉的当事人来说,立案的标准是否显得太苛刻?
“那你就跑到院长办公室去了?”我问。
“是啊,我直接冲上去了!哎,更大的官我还见过,只不过我手头紧,要不这事早就解决。”她有点飘飘然起来。
“吹牛吧你。”我心想,不过还是挺为她高兴,能立案说明已见到了曙光。案件推进到这一步,真不容易。
正在盼望着案件开庭通知的时候,她却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案件已转到公安局。
事情这么快出现变数,我们还不能一下子适应过来。
她一遍一遍地往公安局跑。一个弱女子,人生地不熟,靠的是一双腿,一双手,一张嘴,还有那部锈迹斑斑的手机。
拖延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有烦的时候,就不接听她的电话甚至挂断她的电话。但她毫不气馁,总在我几乎把她忘掉的时候打来电话,没有丝毫要退却的意思。
渐渐地,我的关注由被动变为了主动,心态由将案子晾在一旁转到主动询问情况。
她的眼睛状况还是比较糟糕,时好时坏,好在有医生帮忙,她算是比较幸运了,碰到那么多好心人。
其实我出道时间不长,只能帮她打印打印文件什么的,还有,接听她的电话。
我的角色,就是个倾听对象,一个最好的倾听对象。
这过程中她遭受了很多冷遇,但她还是依然坚持跑,公安局局长终于在百忙中接见了她,她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高兴得嗓音在电话中变得很尖锐,希望又开始向她招手。
一个多月后,干警带她驱车两百多里去调查,那里是她怀孕的地方,周围群众多少知道这件事。
后来我不止一次对她说,你创造了多项记录,包括干警带你到外市去调查。像她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基层发生,哪有那么多警力去管呢?
她已不再想像结果如何,因为我早已告诉了她,她是不可能追究到他的责任的。我消极的话并没有对她造成多大的打击,她铁定要在这里战斗下去,直到弹尽粮绝——她注重的是过程。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她没有感到一丝的人间关怀与温暖的话,她才真的会心如死灰。为了维系她对社会的最后一点点期盼,我必须尽力帮她,尽管我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
临近中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送盒月饼给她,后来想想,算了,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财富。
我以为案子可以向前推进了,便没有再关注,相信她可以跟进得了,到了2007年初我打电话给她,却得到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她老公在老家起诉她离婚,因法院找不到人,经公告后判决离婚。
想不到出现这样的结局。
公安局那边她也不跟进了,因为没有生活费,得去打工,而她眼睛不好,没什么单位要她。断断续续地,她推销过啤酒,帮朋友卖过衣服,都只做了很短时间。
我劝她放弃,专门医好眼睛再去找份工作更实际,我不止一次劝过她放弃。
如我是她,也许早就放弃了;如我是她,也许依然会坚持到底,因为外人还不曾深刻体会她的痛苦。
她却如释重负,说离了也好,她早就对他死心了。她的表情一定很复杂,我无法看到,但可以想像。
当初她应该还有爱,只是爱极生恨,还掺杂了对第三者的憎恨;现在呢,只有恨没有爱,也可能爱与恨都没了。
她之前也问过我,如想离婚怎么办?那是在案件出现挫折的情况下,她流露出的想放弃的念头,多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我劝说她,追究重婚罪是很难的事;你想离婚也不容易,第一次不行要等第二次,你连几百元的诉讼费用都交不起,怎么去离啊?
我没有立刻允诺我会帮她离婚,包括垫付那些对我来说也算不菲的费用。同事说世上那么多不平事,你帮得了多少?
她曾经向我借过几次钱,我很惊讶,如果这样帮忙的性质就变了。春节前她再次恳请我借她一百元,说是要给房东交房租,否则春节前就不能住了。
不能住?那搬到哪儿去?人行天桥上?马路边?我不敢想像,只一百元,对于她而言是生存的资本,也许不是真的,但我只能当真。
我自己打车给她送去,为她节省几块钱的路费。我不忘补了句话:这是我借给你的,有钱了得连本带利还我啊!
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过了几天,她来电话说准备坐火车回老家去了,帮忙她父亲打理生意。她父亲是个小厂的厂长,申请了十几项专利,都是实用型的发明,她给我看过那些专利证书的复印件。
她的工作就是帮父亲转手那些专利权,她说她小时候父亲与母亲离了婚,脾气很暴躁,和她姐妹俩关系很差,从没有接济过她们。
现在也许父亲年纪大了,找不到可靠的人帮忙,渐渐接受了她们,也开始接听她的电话。她强调父亲最长时候和她聊了有近半个钟头,兴奋的口气。
末了,她说回去后会跟我联系,并再次不断地对我表示感谢。
我帮了她什么呢?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衷心祝福她一路顺风。
她终于回家了。
家是温暖的港湾,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任何人在家的怀抱里都是个小孩,生活从家开始。
执业初期没有什么大单的业务,最多是小额的查询,尤其是工商查询,同时还有户籍、房产、土地和车辆等资料的查询及民事调查。
我跑了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大多数时候是打摩托车,坐公交车,日晒雨淋,经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撞进办公室,估计脸色都是苍白的,因为我要争取时间,节约时间对我而言就是节约成本。
尽管调查琐碎甚至还要受气,但为日后办案打下了很好的技能基础。律师技能的积累是个长期的过程,是从一系列最基础的调查开始的。
第二十五 一个人的战斗
我接手了一个离婚案,诉讼理由很明确,就是丈夫李某吸毒,吸毒,再吸毒,吸毒历史溯自20世纪80年代初,戒毒地点则涉及本市、外地的戒毒所和医院。只要收集到几次戒毒的证据,离婚不成问题。
第一个调查目的地是某戒毒所,在城中村的外围。
我迎着初春贼冷贼冷的晨风,穿过混合着各种气味、灌木丛生的田野小径,左拐右拐,来到有着巨大的粗黑字门牌的戒毒所。没经多少盘问,我顺利进去。
经查看记录,确实有李某的名字,还提到外号,戒毒时间也与我们掌握的一致,但住址一栏有点差异。
我说,这可能是吸毒人员不断变换地点吸毒所致。负责接待的年轻女警官说因没有记录其身份证号,不能确定就是要调查的人。
“那查一下原始的档案资料行吗?”我问。她出去了一下,不一会回来,说档案移到市公安局了。
“会这样?”我问道。一位男警官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把结婚证上的相片给他看,说要调查一下这个人来这里的戒毒记录。
他仔细辨认了一会,说是他没错,因闹事被强制到外市戒毒所,档案按规定移到市局了。
“你去公安局法制科可复印强制戒毒决定书。”女警官提醒我。
我决定去市公安局。出了大门,人影都没一个,更别说有车了。我背着挎包,凭着来时的印象,开始在小道上小跑起来,就当晨练吧,毕业以后都没有跑过步。
好不容易才看到一辆的士,我还没有来得及换口气抬手招呼,它已绝尘而去,真是没点专业眼光。
结果市公安局法制科以不方便为由拒绝让我复印,我已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下一步该怎么办?见我大失所望的模样,他们提醒我,你可以到下面的派出所查啊,那里有底的。
对,但是是哪个派出所抓的人呢?那还不得回戒毒所去问?我怪自己之前怎么不问仔细点。近十一点了,天空下起了雨。我打车再赴戒毒所,年轻女警官再见到我时一脸的惊讶,问怎么回事,我说市局不方便查询。
她开玩笑说:“你应当穿严肃点的职业服装过去,可能结果不同。”
我看看自己,长袖衬衫,接近白色,没有什么不妥,就是旧了点,略显寒碜。
知道线索后,第二天中午,我到另外一区某派出所,在档案室,也是位年轻女警官接待我,很热情,把记录本翻了好几遍,连名字都没找到。
“确定是我所抓的人吗?”她问。我把戒毒所提供的线索给了她。
“会不会是分局抓的呢?因为这里的户籍是归我们管,但治安管理还是分开管的,也许那边有记录。”她说道。
我十分失望,但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我决定还是到分局去看看。
女警官和我一起下楼,招呼一位也准备去分局办事的男警官,叫他顺便捎我过去。我受宠若惊,连对她道谢谢。
分局静悄悄的,大部分科室都关着门,长长的走廊显得有点阴暗,令人变得小心翼翼,推开虚掩的房门,是刑警队科室,内勤说领导都去开会了,下星期一再来吧。
运气不佳,真是颇费周折,律师都是靠天吃饭的。
星期一过去查,还是没找到,律师常做劳而无获的工作,惟一的办法,就是申请法院调查了。下一个目的地是精神病院,在市区外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早上坐公交车一路颠簸灰尘滚滚直到医院门口,院内却绿草盈盈,鸟语花香,一派幽静安宁,让人以为是度假村。
来到一座矮楼前,见里面不甚宽敞,却挤着一群人,坐的坐,走的走,伸懒腰的有之,闭目打哈欠的有之,嬉皮笑脸挤眉弄眼的有之。
我盯着他们,慢步踱进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我先找科长打声招呼。我从办公室小心谨慎出来,人群里一男咧嘴向我冲过来,形势不妙,得闪!我赶快跑出去,嘭一声拉上铁门。
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
科长三十来岁,热情友善,我顿时定下心来。他简单问了下情况,在调查函上飞快签了字,吩咐我去档案室。
配合就是万岁!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
档案室在哪?又得找人问路,东张西望盼来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听说是律师,露出热情的笑容,我忙递给她一张名片,反正是举手之劳,瞬间的付出会制造潜在的机会。
不出所料,她说:“我以后离婚找你啊!”离婚找我?哈哈,免了吧,我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发生!”
估计在这偏远的地方,律师算是个稀客了。
开始我们还未深谙世事,因林林总总的业务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当事人,不得不打起十倍的精力全力应对。
但现在的当事人比律师阅历还丰富,甚至有些当事人打官司的水平比律师还专业,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应付不了只能生闷气。
其实这也是对心理的一种磨炼,对于当事人我们需保持超然的境界,保持理智的状态,同当事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第二十六 一个都不能少
有些东西得暂时放下,因为还要继续创造新生活。
有助理做,有其他小案兼顾,心情轻松了起来,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回望——此刻已是2006年下半年,离开大学已有5个年头,她从初认识我时的19岁变成了26岁,而我则由20岁变成了27岁。
周围的同学、朋友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而我像呛了一肚子水的旱鸭子,在快窒息的时候给捞了起来,挣扎着在岸边大口大口地、心有余悸地喘着气。
她的心一定也急,只是不说出口。我依然漂浮不定,保不准到三十岁依然还是一棵草,一棵律师行业的小草?成为草根律师也好,最怕落草为寇成了草寇。
我以前不曾考虑过婚姻问题,始终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意味着可以挥霍,可以折腾。但地球并不会为你停转,钱也不会因为你努力而一定被你找到。
父母的小生意愈来愈淡,店铺租金、水电费、电话费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勉强维系了一年多,最终清场退出。
而当我那一贯空空如也的口袋慢慢填充了点可以流通的纸币后,我的心智不知搭上了哪根弦,竟似乎成熟了许多,开始掰着分配每一笔收入。
我问母亲:家里有钱买菜吗?
母亲依旧是笑呵呵地对我说,转让档口拿了点钱,够买两年菜了,你放心做你的律师,多存点钱,就可以用小钱生大钱。
她的脸布满了皱纹,也许劳累过度,生活负荷过大,半年前检查出得了甲亢,经吃药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正常,本就瘦的脸显得更加瘦削。
从做律师的那天起,我吃喝住全在家,一直没向家交过一分钱。我提出从现在起每月给家里交部分生活费,多少能分担些压力。
母亲不高兴了,虎着脸,摆着手,我拿钱的手都没机会伸出来。
有些东西得暂时放下,因为我还要去创造新生活。
我对女朋友说:我每月把大部分收入交给你当管理费,这些钱非特殊情况不能动用——这是用来结婚的。口气就像首长宣布嘉奖令,扬眉吐气。这也有点补偿心理的成分吧。
我没说什么时候结婚。她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结婚决定权在女方。男方只需备好条件,等候“一声令下”即可。
哦,就这么一丁点吗?她从不表扬我,否则我就会轻飘飘了。
是啊,每月就这么多,要熬多少个月才能结婚?我有点泄气。
我是不是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她问。
哈,有创意!我对她的说法夸张地表示赞同。
不过这座大山正在被推翻。我坚定地说。
也好,先收着。她微笑着点头。就喜欢看她高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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