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到了前台，她发现没有任何人盯她的梢。她结账时，听前台小姐说，退房晚了十分钟，以后延迟房要提前打招呼。她看着小姐微微一笑，以后？谁跟你还有以后？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她感觉好了起来。抽水马桶帮她吞咽了所有的毒。她是抽水马桶救下的一条命。这么些年她和毒品做欢喜冤家，谁也不能没有谁，但沾一块儿前景就是个死。她跟夏之林（林伟宏、洪伟）难道不是冤家？前世就是冤家，没有纠缠打杀出分晓，这一世非要血淋淋地纠缠到底。

此刻她站在一个银行的大门边。冤家双方得有一方退出这场爱憎混乱的紧密相处，对于夏之林（林伟宏、洪伟），也对于毒瘾，都是如此。

走进银行，一个保安上前，她心里猛一忽悠。她已经经不住这类惊吓了：任何穿制服的都让她经历末日临头的一刹那。保安问她需要什么服务，VIP不用排队……人家好心好意，并且仅仅是个男孩子。

她把银行卡和身份证一块儿放进柜台收件口。身份证马上被退了回来。取钱不用身份证。取全部钱呢？柜台里的女职员看看她。她像一个席卷家里存款逃跑的人吗？一定不像。因为那个女职员请她输密码，笑眯眯的。明年要开奥运会了，北京突然增添了一些笑眯眯的人脸。

女职员告诉她，账户里一共只有四万八千块。都要取出来吗？都要取。销户吗？不用……

把空空的账户留给他？她并没有那么损，她同时把满满一提箱现款也留给了他。不是她不惦记那一箱子散发着樟脑球的卫生气味的钞票，钞票的一部分是她以胃肠做运输载体挣来的。但她要斩断她和他、她和毒瘾的冤家关系，只能牺牲那些钞票。

她拿着钱，打的来到女儿学校门口，一眼看见他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一辆红色QQ，风挡玻璃后面，吊着一只绒布熊。他们半年前买这辆车，首先为讨女儿欢心，因为她看见QQ车就不眨眼，其次，在黄蜂窝般的小区里，开三万来块钱的车，好人歹人都不惦记。

皮包里有一把QQ车的钥匙。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学驾驶，始终没考驾照，但此刻她顾不上可能发生的车祸，可能犯的交通法，以及警察的盘问等等，改变原先的计划，先只身逃脱。只要她结束了跟夏之林和毒品的纠缠，亦或说由她了断了他和它对于她的纠缠，她总是可以找回女儿的。

女儿将见到的是一个会跟她一块儿唱童谣，跟她玩跳绳、躲猫猫，和她坐在地板上搭积木的母亲。母亲再见到女儿，会耐心温存地纠正她说脏话的毛病。那个母亲会真正参加到女儿的生活中，这样女儿就不会整天只参加到电视上的生活中。女儿将有一个不富裕，但跟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样的亲爱妈妈。

QQ在车流中受着挤对、斥骂和欺负，她却不在意。半小时后，周围的车稀少了。树多起来。现在夏之林明白了？大侃什么选择命运而别让命运选择你是多么傻，她的第一个伟大选择就把他选成光棍。

QQ像个初生牛犊，不知惧怕地跑在机场高速上。有一次贩毒，在一个洗浴中心听见两个女人聊天，聊到某山区的风景如何美丽，她便搭了两句讪，女人之一非常热情，把那山村的地名告诉了她。从机场高速拐下来，绕到机场后面，上了一条往平谷去的公路。树更多了。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在没有树的水泥丛林中怎么活下来的。

自从第一次去“补玉山居”，她就觉得那个在山的摇篮里躺着的小村子十分安详，她也可以和她的秘密一块儿躺在那里。尽管她的第一次脱逃被夏之林破获，她还是常常去那里。因为她觉得去那里的人都在逃脱什么，她只是在逃脱者的群落里随大流。有一次从“补玉山居”回到北京，她去那个寄读学校看女儿，发现女儿转学了。她在校门口就用手机给孩子父亲打电话，问他把孩子转到哪个学校去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啊？那就先戒了那玩意儿吧。到底是哪个学校？！别急，北京的寄宿学校多得很，找警察帮着慢慢打听……

回到家里，他在电脑前写着什么。一个特好的角度和机会。只要一下他就会倒下来。她打不动了，否则她会把那个十公斤的哑铃抡上去。她回到卧室，打开电视，不断地换频道，里面的人都来不及说完一句话，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唱歌，歌声又衔接到警笛上，警笛再跳到女人笑声中。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放心。等你像个母亲的时候，孩子会回来的。”

她关了电视，急匆匆抓着干燥瘙痒的小腿。她一听他说话身上某个地方就会奇痒。他看着她抓。

“你看你还像个母亲吗？”他说，“你连个人都不像了你知道吗？”

“知道。”

她的痛快回答使他大大意外，哑了。她扭过头，见他站在门口，两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她。他可以以这副神情看一捆破报纸。她想起他有关零的宏论。这个自我珍惜，只毁别人不毁自己的超级坏人。她想她会很快从网上查出北京所有的寄宿学校信息，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查找。或者，更简单一些，等女儿回家时她直接从孩子那儿把校名问出来。

但她发现女儿几乎已经不认她了。周五下午，她听见父女俩有说有笑地走出电梯，赶紧打开大门，叫着女儿的名字就迎出去。女儿顿时站住了，那个想往父亲身后躲藏的企图冻结在她的姿态里。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尴尬最贱的母亲，对孩子笑着，厚颜地说：“怎么连妈妈也不叫啊？”女儿从她旁边走过去，走进家门，脱下鞋子。她的父亲跟在她细小的身后，也脱下鞋子。她像个非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趁人没来得及关门尾随着走进去。还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所以无所谓地继续叫着女儿的小名，问她晚饭要不要去吃麦当劳。女儿回过头。她终于理睬母亲了。

“叫谁呀？我又不是娇娇。”七岁的小姑娘说。

她愣住了。

“我早就不是娇娇了。”

她转头瞪着他。还嫌他在母女俩之间离间得不够，连她给孩子起的小名也取消。他说转学是个好机会，可以把老名字改了，这样更安全。她当然懂他所说的安全。改名字改身份改头换面的勾当终于轮到七岁的孩子头上。安全现在是他的空气和水，安全对于他就是健康、舒适、营养、美味。住在芸芸众生的两居室公寓里，混在赵钱孙李中间，壁橱里一皮箱充满樟脑气味的钞票所能买到的生活都不豪华，只有谁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平庸无奇才是豪华。好不容易才经营起来的这座叫做安全的城堡可以说破就破：她病入膏肓的模样，女儿在同学中有关她父母的谈论，都是缺口。为了保卫这座叫做安全的城堡，他似乎改邪归正了，从来是单位—家，两点一线，任劳任怨地做个枯燥的上班族男人，在好事的同事和街坊四邻眼里，甚至在她做妻子的眼里，行为上很少出现灰色地带。他能那么老实，证明警方的风声又紧了。他有内线。他能那么老实可不容易，犯罪造孽跟天分才华一样，是种特殊能量，不释放出来会憋出毛病。

他们又一次搬家，搬到东四一带的一个中高档公寓。搬家前，她拿出老家村里乡亲那一套，在餐桌上搁一个盆，水盛得半满，再用小刀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到水里。然后她用三个筷子竖在水里，一面往筷子梢上淋水，一面请筷子们站住、站稳，假如它们听得懂她的誓言，为她不吸毒的誓言作证，就站住。她还说，筷子们应该记住，假如她毁誓，人鬼神都会毁灭她。筷子若有灵，就站住、站稳。他在客厅读报，听见她叽哩咕噜地满嘴是话，却又听不清词句，便走到和厨房相连的餐厅。刀子割得太深，手指上的血流粗大，顺着她的手背留到小臂上。他听她讲到过这个愚昧的赌咒法，因此他问她在咒谁。她不理他，重复给筷子们喊操令，让它们站住、站住。筷子喝足了她的血，变得越来越重，站住了。它们比人还听令，站得比人毕恭毕敬。

她向他转过头。从他的眼光里，她看出自己是可怕的。她就那样一动不动，整个厨房都是魔气。她要他答应，一旦她戒毒时间到了两星期，就证明她成功了，他必须把女儿的学校告诉她，周末由她去接孩子。他说好啊，那就太好了。笑什么？不相信人？人他从来都是相信的，只是不相信毒，在人和毒的官司里，人可以不找毒，可毒会找人。

就在筷子们仍站在变暗的血水里时，毒已经多次来找她了。她用锡箔纸捏了个器具，给自己破了戒，大过了一场瘾，事后一切罪证污迹都被她毁灭一净。那以后，她每天跟他做戏，偷偷地吸，再灭除罪证。筷子始终站在那里，看她做戏。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过去，十天过去，三根筷子仍然站在正在变质，生出微生物的半盆铁锈色的水里。

她已经在网上查出了北京所有的私立寄读小学，并已开始侦查。但此类学校的保卫制度很严密，连校门都休想进去。一天下午，她围着一所有不少外国孩子的学校转了几转，发现学校后面有个拆了一半的小吃店，成堆的碎砖烂瓦。她稀里哗啦地攀上废墟，借她的高度翻进了学校墙内。校园里很静，操场上的运动器械色彩鲜艳。她钻进教学楼，想寻找一年级班级的教室。孩子们合唱般的读书声让她陶醉，她几乎忘了来此地做什么。一楼看过之后，她顺着楼梯慢慢往二楼走。 楼梯上空无一人。她走到两组楼梯之间，听见一声吆喝：“哎！干什么呢你？！”

她抬起头，见一个男人在楼梯顶端突然现形。他似乎一身军事化着装，一夫当关的架势。她说她来看看自己的女儿。男人不搭腔。两人持续着一攻一守的架势。后面也有人说话了，是另一个男人。他问她是怎么进来的。就这么进来的。这么进是怎么进的？走进来的呗。她还想卖个俏，笑出她二十来岁的笑容。那种笑容曾经可是通行证。可是好久不用自己的风姿，用起来非常生涩。真是走进来的？那还能怎么进来呀？在楼上镇守的男人一个一个梯阶往下走。楼下那位往上走。两双脚是经过同一个教官的训练，节奏一模一样，速度也一模一样。她现在腹背受敌，前进或撤退都是妄想。楼梯上的男人的眼睛特别大，她身后的窗子映在一对大眼珠上，一个窗成了两个，都很完整。窗台上还有几只鸽子，窗外露出一根树枝，都映在眼珠上面，都成了双份。包括她自己，映在上面也是一个成俩。

要不是离开家之前足足地过了一回瘾，她才不会这么好抓获，两人叫跟着走就跟着走。这俩人运气真不错，要是碰到她犯瘾，自己鼻子都碍自己事的时候，他们来惹她试试！现在她安安静静地听这两人提出他们对她的强烈疑问：在学校周围绕了半天，翻墙头进到里头来，能是看自己的孩子吗？她看看自己裤子和衣服，灰土一片，把一个极小比例的小吃店废墟沾来了。两个保安还在说话：北京的同类学校可是发生过绑架孩子事件哟。要不是她过足了瘾，她绝不会有这么好的态度来迎接审讯。他们很快弄清，她的女儿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良好动机基本可以被排除出去了。两位保安叫来他们矮小老成笑里藏刀的保安队长。了不得了，这个学校可出了大事了。孩子们的家长花大价钱让他们的子女进这所学校，他们居然让一个有绑票嫌疑的女人混进了校园。他们给她三小时，不老实招供就送到警察那儿去。

一个多小时过去，她皮包里的手机响了。保安队长客气地替她接了电话。对方一听立刻抱歉，说自己打错了。保安队长叫他别急着道歉，也许他并没有打错，只是他要找的人不方便说话，因为机主小姐正在接受某某学校保安队长的正式审问。她斜着脸微笑，保安队长要把替她接电话的差事当到底，就由他去。对方大概坚持说自己打错了，不断地道歉告别，好像跟电话保安队长挺依依不舍。保安队长叫他等等，别急着“拜拜”，他还没告诉他们，打电话找这个在押女嫌疑犯有什么事，以及他和她什么关系。对方显然已经挂了电话。

保安队长刚刚合上手机，她笑笑说，孩子他爸爸下班回家，一看没有晚饭吃，急了。保安队长问她，怎么知道那是孩子父亲。怎么会不知道？天下没第二个人礼貌起来像他那么啰唆，他能把你给客气死。保安队长似乎对女嫌疑犯的丈夫来了兴趣，问她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哪里上班，哪个大学毕业的。当她告诉他，他在美国学的是药剂学，他看看那两个手下，意思是，看把她美的！拣好听的吹呢！等她的丈夫真出现了，他们的态度都不再那么对立；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个文质彬彬，蛀烂了一座书山的学问虫子，礼貌得把人累死。领着被释放的老婆走出去十几步了，又走回去，掏出名片，说刚才自己忘了自我介绍，也忘了好好说声谢谢。他用了五分钟就让保安们相信了他的解释：妻子身体太差，正在住院，所以他乾纲独断地把女儿送进住读学校。不告诉妻子地址的原因是怕她一想孩子就往学校跑，既影响她的健康，又影响孩子的学习、作息以及情绪。他笑容斯文，左右开弓地给保安们鞠躬，一个躬一句歉意真诚的话：“给大家添麻烦了。”她看着差点儿没笑出声，他鞠躬鞠成日本鬼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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